狼、盲视与西方经济学

　　引入正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两个概念。
　　一，加拿大科幻小说《盲视》里曾提过一种现象。
　　“运动会吸引眼睛的注意。而眼睛总在抖动，医学上管这叫眼动。它让图像变得模糊，动作太快，大脑无法整合，于是眼睛干脆就在两次停顿之间关门歇业。它只能抓住独立的定格画面，由你的大脑把空白处编辑掉，再把所有的画面缝成连续不断的假象。
　　“你知道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如果某种东西只在空窗期运动，你的大脑就干脆对它视而不见。它就能隐形。”
　　人眼有视觉暂留，并不连续，对更高帧率的东西无法反应。
　　二，书名“盲视”本身，是一种神经学疾病：某些因为大脑损伤而失去视力的人，能在无意识中对他们视野范围内的物体做一定程度描述。
　　眼睛可能完好，但大脑无法解析。或者这样说——大脑根本意识不到。
　　这两种现象，都正符合我近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思考。
　　现代经济学体系源自西方，天然带了前提。这种前提极为隐秘，不易察觉。就像那个在我们眼睛空窗期运动的罗夏攀爬者，或者更纯粹些——盲视患者。
　　
　　一、底层文化造就的经济决策。
　　1. 经济滑坡时，西方经济往往会选择大开国门，接收移民；东方国家，哪怕再艰难，如日本，也都很少这样做。
　　日本自签订广场协议后，采取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失去了三十年”。即使如此日本也没有走上法国等一众欧洲国家的“黑化”道路。
　　2. 再如东西方人消费习惯及生活上的差异，造成了游戏史上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西方强调个人娱乐和休闲体验，对于游戏与东方的重视程度不同——东方可能更多将其视为排列在下棋、钓鱼等娱乐活动之后的次要产品。同时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先发后发差异，及移动游戏市场的兴起，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西方有着大量的游戏主机，数量庞大的买断制游戏、质量优异的 3A 游戏。与此同时，东方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的霸主地位不可撼动，同时推行游戏免费、道具付费的方式。
　　毕竟要让东方人在游戏买断上付费实在太难了。
　　二、思维模式导致的经济差异。
　　1. 时至今日，东方的直接融资模式进度仍远落后于西方。
　　以国内为例，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极为厌恶风险，做出的最多理财决定，是将钱存在银行里。
　　虽然谈不上西方人有多么喜欢风险，但在极限运动的参与人数上，与东方比起来仍然可见一斑。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体制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规范和成熟的市场等因素，直接融资模式加速成长。
　　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东方具有极为壮大的间接融资平台体系，如银行、一众影子金融机构。而西方的代表则是：股市和债券。
　　2. “东方的力来自于古老的故土，西方的力来自于新的疆域。”（刘慈欣《超新星纪元》）
　　东方人自食其力的天性，让他们更侧重于依赖自己，飞上月球也得先看看能不能种地。
　　这是农耕文明几千年刻进骨子里的风险意识。
　　土地会背叛你吗？不会。土地是死的。气候尚且都无法控制，更别提其他一切活的了，可能都靠不住。
　　粮食种出来，起码自己不会饿死。先活下去。
　　西方的扩张冲动，来自于“外面还有更多”的底层信念——新大陆、新市场、新殖民地，增长的边界永远可以向外推。失去了这片，还有下一片。
　　东方没有“下一片”。这片土地就是全部，要在同一块地上，一代一代地活下去。
　　于是西方经济学的“增长”叙事，在这里天然缺少一个地基——它假设空间是无限的，资源是可以不断发现的。
　　而东方的经济直觉，从来都是另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用目前的这些资源、土地活下去？这些东西，还能不能传给下一代？
　　三、结果不重要，维持当前的模式更重要。
　　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潜藏的价值判断：增长即是最终目标，效率是美德。
　　这背后有它的历史逻辑——从大航海到工业革命，西方文明的底色是“扩张”。新大陆、新市场、新殖民地，向外破局是刻在基因里的冲动。当增长停滞，就去寻找下一片疆域。
　　“维持扩张”，比“扩张”本身更重要。失去“扩张”，意味着前路的茫然。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几乎无法理解“失去的三十年”。
　　在他们的框架里，日本应该早就崩溃，或者早就通过激进改革重焕生机。但日本没有。它选择了另一件事——维持。
　　维持社会结构不崩。维持就业率不塌。维持老人能够体面地买到饭团，年轻人还勉强能找到工作。
　　在一个最低薪资一万，人均薪资两万的社会里，人们被压成一个橄榄。而橄榄型社会是中庸之道的最佳体现——哑铃或者金字塔，都容易社会动荡，爆发骚乱或者革命。
　　然而，在经济学的效用函数里，这是次优解，是效率低下的体现。但在日本人的社会价值里，这是最优解。
　　国内同样如此。
　　宏观调控的真实目标，从来不只是 GDP 增速。更深处藏着的，是另一组变量：社会稳定、就业规模、区域平衡、粮食安全。
　　这些变量，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不是没有——但它们是脚注，是“外部性”，是需要被“内部化”的干扰项。
　　而在这里，它们是主项。
　　所以，当西方经济学家建议“放开管制，让市场出清”时，他们的前提是：出清之后的秩序，由市场重建。
　　但没人告诉你——这个“重建”需要多少时间，需要什么样的配套制度，以及，在那段真空期里，原本维持秩序的那根线，能不能撑住。
　　四、东西方的理性人亦有差异。
　　西方经济学的地基，叫“理性经济人”。
　　它的预设是：每个人都在用完整的信息，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这个假设在西方不算离谱——个体主义文化下，人和人之间的交换大多是陌生人之间的一次性博弈。你不认识对方，也不需要认识，只需要看价格。
　　但在东方，这个假设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一个国内的老板，账上明明算得清楚：这个员工产出不足，裁掉合理。但他不裁。因为这个人跟了他十几年，裁了没法在老家的圈子里做人。
　　而且，万一以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呢？
　　西方的一次性博弈底色，在东方，摇身一变，变成重复博弈。无论最终现实会不会重复博弈，思想上，已经在根据重复博弈理念做决策了。
　　西方经济学叫它“非理性”。然而，这个老板的决策函数里，本来就有一项叫“面子”，有一项叫“义气”，有一项叫“你我之间的关系”。
　　但他并非不理性，而是有另一套决策系统。
　　西方经济学假装这套函数不存在。
　　五、货币政策的南墙。
　　教科书里的货币政策路径，大约是这样的：
　　央行降息→贷款成本降低→企业扩大投资→居民增加消费→经济回暖。
　　这条链条在西方运作尚可，因为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有配套的基础设施：成熟的债券市场、灵活的信贷定价、居民有贷款消费的习惯。
　　在国内，这条链条撞上了几堵墙。
　　1. 国有银行的贷款决策，不完全由利率驱动。政策性任务、地方政府关系、窗口指导——这些变量根本不在利率方程里。
　　2. 中小企业大量依赖民间融资，利率传导根本到不了它们那里。正规金融体系的水，流不进那片旱地。
　　3. 居民储蓄率高达 30% 以上，在利率下调时，许多人不是“消费更多”，而是“存更多”——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数，是养老、是孩子的婚房、是备而不用的急救钱。利率降了，距离那个数更远了，得多存点。
　　这不是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也不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
　　这是另一种理性。而只有这种理性，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活下来。
　　西方经济学高声疾呼：“冬天来了！大家快把柴都烧了取暖啊！烧得越多越暖和！”
　　而同时另一边，西方经济学家们却在自己悄悄砍柴藏在灶炉间。
　　六、土地，一个不存在的前提。
　　科斯定理说：只要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为零，资源就会流向最有效率的使用者。
　　这是西方产权经济学的核心。它干净，优雅，逻辑上无懈可击。
　　它的前提是：产权清晰。
　　国内的土地制度是：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居民买卖的只是使用权，且有年限。
　　这一条，就把科斯的推论在地基上整个架空了。
　　开发商拿的是 70 年使用权，到期怎么续？没人说清楚。农民的宅基地，能不能抵押融资？不同地方答案不同。城中村的土地，归属权争议几十年，每一次改造都是一场谈判拉锯战。
　　那能不能让产权清晰呢？事实上，“国有”、“集体所有”已经是一个明确的产权定义了。
　　说太宽泛？要让产权更清晰？让最终使用者更有效率？要私有化？
　　土地对东方人民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土地私有化又不是没干过，而纵观过去的历史——说这些话的人，是想干嘛呢？
　　这些复杂性，在西方经济学的土地章节里，往往只是“制度背景”，一笔带过。
　　但“制度背景”本身，才是这里的主角。
　　西方的逻辑是：先有清晰的产权，才有市场。
　　这里的现实是：市场在产权还模糊的时候，就已经在运转了，用另一套规则，在缝隙里运转了几十年。
　　七、完全追求效率进行破产，真是好事吗？
　　西方有完善的破产法。企业经营不善，破产重组或清算，让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这是“市场出清”的微观基础，也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得以实现的制度前提。
　　逻辑上无比正确。
　　但在国内，大量亏损企业长期不破产。地方政府给补贴，给贷款展期，给各种隐性支持，让它们活下去。
　　西方经济学把这些叫“僵尸企业”，言语之间颇有不屑。
　　但没人问：这些企业承载了多少就业？背后是多少个家庭？那个县城，如果这家工厂倒了，还剩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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