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儿

*龙应台*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

　　“喔，雨儿你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再过一个礼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儿。”

　　“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每日一文

#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王小波*

　　因为太太在做妇女研究，读了一批女权主义的理论书，我们常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做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女权主义的理论门类繁多（我认为这一点并不好），到底是哪一种就很重要了。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消除。这种观点在西方带点阶段论的色彩，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众所周知，我国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制度，党主张男女平等，政府重视妇女的社会保障，在这方面成就也不少。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不足。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企业精简职工，很多女职工被迫下岗。假若你要指责企业经理，他就反问道：你何不问问这些女职工自身的素质如何？像这样的题目报刊上讨论得已经很多了。很明显，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纯地依赖社会保障，还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正如其他女权主义门派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向社会寻求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自己是弱者，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较多保障的人总是值得羡慕的——我年轻时，大家都羡慕国营企业的工人，因为他们最有保障。但保障和尊严是两回事。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男女是否平等了？在这方面有一点争议。中国人自己以为，在这方面做得已经很不错。但是西方一些观察家不同意。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否把男人和女人同等看待。这个问题有难以评论的性质。众所周知，一有需要，上面就可以规定各级政府里女干部的比例、各级人代会里女代表的比例，我还听说为了配合“九五世妇会”，出版社正在大出女作家的专辑。因为想把她们如何看待就可以如何看待，这件事就丧失了客观性，而且无法讨论。另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国家里，妇女的实际地位如何，她们自身的素质、成就、掌握的决策权，能不能和男性相比。这个问题很严肃，我的意见是：当然不能比。妇女差得很多——也许只有竞技体育例外，但竞技体育不说明什么。我们国家总是从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框架出发去关怀女性，分配给她各种东西，包括代表名额。我以为这种关怀是不够的。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分配来的东西。

　　西方还有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认为女性比男性优越，女人天性热爱和平、关心生态，就是她们优越的证明。据说女人可以有比男人更强烈、持久的性高潮，也是一种优越的证明，我很怀疑这种证明的严肃性。虽然女人热爱自己的性别是值得赞美的，但也不可走火入魔。一个人在坐胎时就有男女之分，我以为这种差异本身是美好的。别人也许不同意，但我以为，见到一种差异，就以为这里有优劣之分，这是一种市侩心理——生为一个女人，好像占了很多便宜。当然，要按这个标准，中国人里市侩更多，他们死乞白赖地想要男孩，并且觉得这样能占到便宜。将来人类很可能只剩下一种性别——男或女。这时候的人知道过去人有性别之分，就会不胜痛惜，并且说：我们的祖先是些市侩。当然，在我们这里，有些女人有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风貌，中国话叫做“气管炎”。我个人认为，“气管炎”不是中国女性风范的杰出代表。我总是从审美的角度，而不是从势利的角度来看世界，而且觉得自己是个市侩——当然，这一点还要别人来评判。

　　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性之于女权主义理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的理论一样重要。这个观点中国人看来很是意外。再过一些年，中国人就会体会到这种说法的含义，现在的潮流正把女人逐渐地往性这个圈子里套。性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单方面地要求妇女，就很不平等。西方妇女以为自己在这个圈子里丧失了尊严，这是有道理的。但回过头去看看“文化革命”里，中国的妇女和男人除了头发长几寸，就没有了区别，尊严倒是有的，只可惜了无生趣。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也该来取悦妇女，这样就恢复了妇女的尊严。假如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就要在毫无尊严和了无生趣里选一种了。作为男子，我宁愿自己多打扮，希望这样有助于妇女的尊严，也不愿看到妇女再变成一片蓝蚂蚁。当然，按激进女权的观点，这还远算不上有了弃暗投明的决心，真正有决心应该去做变性手术，起码把自己阉掉。

　　我太太现在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着了迷。这种理论总想对性别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我很同意地说，以往的人对性别问题理解得不对——亘古以来，人类在性和性别问题上就没有平常心，开头有点假模假式，后来就有点五迷三道，最后干脆是不三不四，或者是蛮横无理——这些错误主要是男人犯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和后现代女权理论没有丝毫的相近之处。那些哲学家、福柯的女弟子们，她们对此有着一套远为复杂和深奥的解读方法。我正盼着从中学到一点东西，但还没有学会。

　　作为一个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并且觉得这就够了。从这种认同里，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亲，我也别无所求了。

#每日一文

# 客厅里的爆炸

*白小易*

　　主人沏好茶，把茶碗放在客人面前的小几上，盖上盖儿。当然还带着那甜脆的碰击声。接着，主人又想起了什么。随手把暖瓶往地上一搁。他匆匆进了里屋，而且马上传出开柜门和翻东西的声响。

　　做客的父女俩待在客厅里，十岁的女儿站在窗户那儿看花。父亲的手指刚刚触到茶碗那细细的把儿——忽然，叭的一响，跟着是绝望的碎裂声。

　　——地板上暖瓶倒了。女孩也吓了一跳，猛地回过头来。事情尽管极简单，但这近乎是一个奇迹，父女俩一点儿也没碰它。的的确确没碰它。而主人把它放在那儿时，虽然有点摇晃，可是并没有马上就倒哇。

　　暖瓶的爆炸声把主人从里屋揪了出来。他的手里攥着一盒方糖。一进客厅，主人下意识地瞅着热气腾腾的地板，脱口说了声：

　　“没关系！没关系！”

　　那父亲似乎马上要做出什么表示，但他控制住了。

　　“太对不起了。”他说，“我把它碰了。”

　　“没关系。”主人又一次表示这无所谓。

　　从主人家出来，女儿问：“爸，是你碰的吗？”

　　“……我离得最近。”爸爸说。

　　“可你没碰！那会儿我刚巧在瞧你玻璃上的影儿。你一动也没动。”

　　爸爸笑了：“那你说怎么办？”

　　“暖瓶是自己倒的！地板不平。李叔叔放下时就晃，晃来晃去就倒了。爸，你为啥说是你……”

　　“这，你李叔叔怎么能看见？”

　　“可以告诉他呀。”

　　“不行啊，孩子。”爸爸说，“还是说我碰的听起来更顺溜些。有时候，你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说的越是真的，也越像假的，越让人不能相信。”

　　女儿沉默了许久：

　　“只能这样吗？”

　　“只好这样。”

#每日一文

# 英语的洪水泛滥

*周有光*

　　“英语”原意“地角语言”。5 世纪中叶（中国南北朝），欧洲大陆一个部落叫作“地角人”(Engle)，从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现在德国北部）渡海移居不列颠(Britain)。他们的“地角语”（Englisc，古拼法）代替了当地的凯尔特语(Celtic)。于是地区称为“英格兰”，语言称为“英语”（English，现代拼法）。

　　1066 年（北宋中期），说法语的诺曼底人(Norman)侵入英国，此后两百年间英格兰以法语为官方语言。后来，1350-1380 年间，英语开始用作学校语言和法庭语言。1399 年（明朝迁都北京之前），英格兰人亨利第四当上了英王，此后英语的伦敦方言成为文学语言。

　　英语在 5-6 世纪时，用原始的“鲁纳”(runa)字母书写。7 世纪时（中国唐代前期），基督教从爱尔兰传入英格兰，英语开始拉丁化。拉丁字母跟英语的关系，好比汉字跟日语的关系。英语的拉丁化是很晚的，到中国唐代时候才初步成形。

　　英语不是先有拼写规则然后拼写的，而是在随意拼写中逐渐约定俗成的。拼法不规则的原因主要有：（1）字母少而音素多，造成一音多拼；（2）语音变而拼法不变，遗留古文痕迹；（3）强调拼法反映希腊和拉丁的词源，人为地造成言文不一致现象；（4）部分语词采用法文拼法；（5）不断借入外来词，拼写法变得非常庞杂；（6）15 世纪（明代中叶），英语发生语音的重大变化。刚刚写定的文字无法系统地改变，混乱的写法流传下来成为今天拼写定形的基础。

　　民国初年，英国“海盗牌香烟”的广告曾经贴满中国的街头。英国本来是个海盗之国。1588 年（明万历年间），英国发挥海盗精神，用海上游击战术，以一群零散的小兵舰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成为海洋第一霸主。此后四百年间，英国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被称为“大英帝国”。英国打破历史传统，努力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在政治上开创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开创工业化生产方式。这两个开创改变了人类历史，使英语在全世界语言中独占鳌头。

　　英语虽然拼法不规则，但是同一个语词有一定的拼法和读音，例外只是少数。语法比其他欧洲语言简单。英语从四面八方吸收有用的外来词，成为词汇最丰富的语言。它用 26 个现代罗马字母而不加符号，方便打字和电脑处理。

　　两次世界大战，从英国殖民地独立成为现代大国的美国，不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并且在战后开创了信息化的新时代。英语的流通扩大，美国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起源于美国的多媒体电脑和国际互联网络，不断造出以英语为基础的新术语。信息化和英语化成了同义词。英语通过电视和电脑，正在倾泻进全世界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英语的洪水泛滥全球。

#每日一文

# 于是你幻想去旅行

*比目鱼*

　　你是地铁上的一个乘客。你在下午六点被散发着汗味和香水味的陌生人的身体挤压在车厢中央一个狭小的空隙里。你的两只手都够不到任何一只扶手吊环，于是你只好依靠双脚保持平衡。在你头顶上方空调正送出冷风，但你的后背却开始不断渗出汗珠。你的视线越过此起彼伏的头颅看见车窗外闪过一幅巨大的灯箱广告，画面上是一片宁静、碧蓝、似乎没有边际的海水。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这列地铁驶离此地，开往一处不知名的远方。它穿山越岭，走过许多陌生的城市。当车身终于停稳，你看见左侧的车窗里有一条平坦的海岸线，右侧的车门打开，海风扑面而来，你的眼前是一座几乎看不见人的海边小渔村。

　　你是渔村里的一位小学教员。你在一个宁静的午后坐在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吊扇的办公室里用双色铅笔批改学生的作业。你偶然抬头，发现办公室里现在只有你一个人。透过敞开的木窗你看见小操场上只有一个戴着草帽的校工正在阳光下弯着腰清除杂草。当你把目光投向更远处那条朦胧而闪烁的海平线，你忽然意识到那条海平线你已经坐在同一张办公桌后面看了整整两年。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自己骑上自行车沿着校门口那条水泥路来到一公里外的海边，然后顶着腥味十足的海风登上一艘马达隆隆作响的机帆船。你站在船尾看着学校操场上的旗杆离你越来越远。当你越过那条海平线，你来到一座叫做纽约的城市。

　　你是纽约曼哈顿金融区一家连锁咖啡店里的服务员，但你的真正志向是成为一名作家。你在每周一晚上乘地铁去二十三街的一间酒吧坐在角落里听文学朗诵会，你在每周六的下午去东村第四街另一间文人出没的酒吧希望在那里碰到愿意阅读你小说手稿的出版商或者经纪人。现在，你正俯下身子手持一把笤帚清扫一位刚刚离去的顾客撒落在桌子下面的蛋糕屑，你身旁的座位上有三个身穿闪亮白衬衫的华尔街职员正在高声谈笑，他们谈到私人游艇、欧洲假期，还有意大利女人。你走到店门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你的手在另一只口袋里搜寻打火机时碰到了那封从昨晚开始一直塞在那里的寄自《纽约客》的退稿信。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自己拦住正从你眼前开过的那辆黄色计程车，告诉司机你要去肯尼迪机场。你在机场大厅掏出你那张还没有透支的信用卡，对柜台后面那个身穿航空公司制服的女孩说你要去巴黎。

　　你是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德佩区一位独居的老妇人。每天下午三点你穿戴整齐、略施淡妆，走出你那间位于六楼的小公寓。你手扶楼梯缓缓下楼，穿过静得出奇的小天井，推门来到阳光温暖的街上。你走过咖啡馆外面手持酒杯、面向大街翘腿而坐的优雅男女，走过门前聚集着外国游客的墙壁斑驳的老教堂，走过出售可丽饼和冰激凌的街边售货车，走过门脸不大的时装店和小画廊。你转入一条小街，推门走进“不二价”超市。你手推购物车，在货架前认真地挑选蔬菜和奶酪，然后手提购物袋沿原路返回你的小公寓。在动手准备晚餐之前你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里看电视。你按动遥控器变换着频道，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你醒来的时候窗外和屋内都是一片昏黑，电视机里闪烁着微光。你看见屏幕上有三只大象和一只小象正晃动着鼻子缓慢而稳重地在草原上行走，在它们和远处的地平线之间只有一棵细长的小树，像一颗孤零零的钉子。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你五十年前的情人在门外按响你的门铃。你们带上红酒和水果坐上他那辆雪铁龙敞篷车，然后你们一路哼着约翰尼·哈里戴的歌开车去非洲。

　　你是南非首都开普敦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老板。每周二下午两点你会准时驾车离开你的酒店。你会沿着 M6 海滨公路一直向南开去，你的左边是散布着棕榈树和私人别墅的低矮的山岩，你的右侧是细浪拍打着岸边礁石的南大西洋。你会在十五分钟后抵达坎普斯海滩附近一家装潢别致的小旅馆。你会在那里停好车，直奔 117 房间。你会熟练地掏出门卡打开房门，然后你会在房间里看见一个躺在床上（有时是坐在椅子上）的裸体女人。你不能确定每次和你云雨的女人叫什么名字、芳龄几何，你不能确定你的朋友肖恩（这家旅馆的老板）是从哪里源源不断地为你弄来这么多小妞，你更不能确定那些肤色不同、身材各异的妙龄女子是否认得出你是开普敦那家著名酒店的老板（或许她们更加熟悉你那位身为国会议员、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老婆？）。但你从来不为这些不能确定的事耗费脑筋。现在，在一番剧烈运动之后，你习惯性地闭着眼睛仰面躺在床上，一只手懒懒地抚摸着身边那条褐色的长腿。这时你忽然听见开门的声音，这时你忽然闻到一种你熟悉的香水味道。你听见一个熟悉的女声在尖声喊叫，你睁开眼睛，有几秒钟你竟然无法分清那张愤怒的脸此刻是出现在电视机里还是真的横在你的床头。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你根本没有开车驶上 M6 公路，根本没有停在这间旅馆门前，根本没有打开过这个房间的大门。你幻想你此时此刻正在一个离此地非常遥远的国家。于是你想到了印度。

　　你是印度德里旧城的一位街头流浪汉。你在一个圆月高悬的夜晚斜靠在路边的墙角左手夹着一支烟头右手握着一听罐装啤酒。你的头发和胡须粘连在一起，你从头到脚套着 11 件捡来的衬衫和 5 条捡来的裤子。你在每个白天弯着腰走街串巷仔细研究这座城市里每一只垃圾筒的内容，你在每个夜晚坐在你固定的角落里看着这座破旧的老城变得越来越安静。今晚你感到幸福，因为你刚刚在两条街以外的公共厕所里洗了一个凉水澡，因为你路过你朋友库什的角落时他扔给你一听还没有过期太久的灌装啤酒，也因为你听说抓乞丐的囚车已经从这条街上开走，至少今晚你不再需要担心被抓去坐上两年大牢。于是你感觉到一种放松，于是你哼起了小曲，于是你让自己的思绪飘散开去，于是你幻想去旅行。旅行，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但是此时此刻你实在想不出除了这个舒服的街角以外还有其它任何地方值得你挪动身躯。这时，你抬起头，看见了悬挂在街对面大楼顶上的那轮硕大无比的白色的月亮。你幻想去那里走上一趟。

　　你是人类历史上第十三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147 个小时以前，你和另外三名宇航员乘坐“牛郎星”号登月舱平稳地降落在月球表面，你第一个走下扶梯，你的宇航靴激起的尘土像慢动作镜头一样缓缓地升起，又缓缓地落下。123 个小时以前，你和你的同伴驾驶一辆月球车在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颠簸着前进，你意识到登月 24 小时以来你看到的景象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头顶上方永远是漆黑一片的无尽苍穹，脚下永远是像在海底世界一样沉睡着的尘土和碎石。84 个小时以前，你躺在登月舱里的吊床上做梦，你梦见了你家门口 A&P 超市货架上那些颜色鲜红的番茄。47 个小时以前，你在一座低矮的山坡上滑了一跤，尘土和石屑如丝巾一般飞舞，当你终于像从游泳池底爬起一样重新站直了身子，你又看到了低低地悬挂在黑色天幕上的那个只露出半个脸庞的蓝色的星球。24 小时之前，你收到休斯顿总部的通知：停留在近月轨道上的“猎户”号指令舱出现电脑故障，总部的工程师正在全力远程抢修。5 分钟之前，你收到最新通知：指令舱彻底瘫痪，无法按原计划在 23 小时之后完成与登月舱的对接。1 分钟以前，你的助手罗斯通过对讲机告诉你：休斯顿将紧急发射一架小型火箭为你们提供补给，但登月舱上的氧气储备仅够维持 31 个小时。现在，你站在月球表面，手里握着一块矿石标本，身体一动不动。你忽然感觉这里如此荒芜、如此死静，如此丑陋不堪。你于是你幻想去旅行。你幻想回到远处那个蓝色星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你不在乎风景，你只想把自己包围在人群之中，让自己可以闻到人的味道。毫无缘由地，你想到了一列拥挤的地铁。

　　你是地铁上的一个乘客。你在下午六点被散发着汗味和香水味的陌生人的身体挤压在车厢中央一个狭小的空隙里。你的两只手都够不到任何一只扶手吊环，于是你只好依靠双脚保持平衡。在你头顶上方空调正送出冷风，但你的后背却开始不断渗出汗珠。你的视线越过此起彼伏的头颅看见车窗外闪过一幅巨大的灯箱广告，画面上是一片宁静、碧蓝、似乎没有边际的海水。

　　于是你幻想去旅行。

#每日一文

爱玛点点头：“是啊！恐龙为人类工作显然比牛和马强多了，它们可以不费劲儿地搬走一座小山呢！亲爱的，你说的对，人真是万物之灵！从此以后，我也是人择原理的信奉者了！”

　　计算机把我们的话都翻译了，船长呆呆地看着我们，似乎有些迷惑，“这儿是动物园，它们不伤人的。”他又喃喃地说。

　　这时我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天海连线处，有一片高大的柱状物，那些巨柱的高度是惊人的，白色的云层在它们的半腰处漂浮。我们从这里看去，像是蚂蚁看着一片大森林，我问船长那是什么。

　　“楼群，岸上的高楼群。”船长淡淡地说。

　　“天啊，那楼有多高？”爱玛惊叫道。

　　“有一万个你这么高吧。”船长说。

　　“一万多米的高楼？那楼有几千层吧？”我问。

　　船长摇摇头：“不，只有百层左右。”

　　“那每层就有上百米高？！那是多么宏伟的宫殿！”爱玛由衷地赞叹着。

　　“伟大的文明，伟大的人类文明！！”我欢呼起来。

　　“那些高楼是游客建的。”船长说。

　　“游客？是啊，您说这里是动物园，可是游客吗？你们显然不是游客。”我问。

　　“可能是时间还早，动物园还没有开门吧。”爱玛说。

　　船长用惊诧的目光看看我们，又转头看看远处海面上那些恐龙。他这个动作使我们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面前这些人类的这种木讷的表情也使我们迷惑。这时，从那群恐龙那边发出了一阵吼叫声，这声音我们感觉很熟悉，这是我们在太空中从地球发出的无线电波里听到的声音；再看看那上万米高的巨楼，我的脑海中炸响了一声惊雷，爱玛在旁边惊叫一声瘫倒在地，她也一定同我一样明白了这一切。

　　宇宙并没有选择人类，在我们的时间里人类文明在地球上达到巅峰，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而我们以人类的自负把偶然当成了必然。现在，大自然掷出的进化硬币翻到了另一面。

　　我们确实处于地球文明的动物园里，但恐龙是游客。

　　我两腿一软，与爱玛一起跌坐在甲板上，眼前的世界一片漆黑，只听到计算机在翻译船长的话：“你们的长相很精致，与我们在一起吧，你们会被批准成为观赏人的。”

　　“观赏人？”我木然地问，眼前的世界渐渐清晰起来，又看到了海天连线处的巨城，听到爱玛喃喃地说：“不，我想上岸……”

　　“你疯了？！上岸后你们会成为菜人的！”

　　“菜人？”

　　“就是做为食品的人，那座城市每天要供应几千名菜人呢！只有在动物园中做观赏人，才不会被吃掉，这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标。”

　　这时，整个世界似乎变成了一座阴森的冰窖，我们彻底绝望了。我已失去了活下去信心，开始打算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爱玛却突然用手指向天空，高声说：“看！”

　　那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它刚才隐没于朝阳的光芒中，现在才可以看清。它的运行速度很快，在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在动，仔细看看，它不只是一个光点，还显出一定的大小。

　　“那是魔星，”船长说，“游客中的一位科学家说，我们对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确定那颗星在很久很久以前是直冲地球而来的，救世主用一次强烈的爆炸推开了它，使游客们的先祖免遭灭绝，现在，在魔星的表面上还留一个爆炸产生的凹坑。看那儿……”船长指指远方的巨城，指向城中最高大的一幢尖顶巨楼，“那就是大教堂，游客们在里面朝拜救世主。”

　　“你们知道我们的来历吗？”

　　船长摇摇头，他不感兴趣，好奇心只属于巅峰物种，他们没有任何好奇心，就像在我们的世界里蚂蚁和蜜蜂没有好奇心一样。

　　我说，对爱玛又对自己，可能还对这些不可能理解我的人：“进化的命运是冷酷的，人类曾经生在幸运中而不知幸运，但现在，比起蚂蚁和蜜蜂来，我们仍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应该抓住这些机会，不向命运屈服。”

　　爱玛说：“是的，我们既然已经无意中改变过地球历史，那就再改变一次吧。”

　　我看看远方那耸入云霄的大教堂，然后指着海面上的恐龙群问船长：“他们……那些游客，很崇拜救世主，是吗？”

　　船长点点头：“对它们来说，救世主是至高无上的。”

　　我和爱玛通过视网膜屏幕接通了胸前的计算机，检索飞船的航行记录，发现我们在 6500 万年前改变小行星轨道的过程，包括数据和图像，都被完整地记录下来。

　　“你会讲它们的语言吗？”爱玛问船长，后者点点头。

　　“那好，”我说，“告诉它们，我们就是推开魔星的救世主，我们可以向它们出示确切的证据。”

　　船长和船员们呆呆地看着我们。

　　“快一些！以后我再告诉你们人类的另一个故事，现在请快一些把我的话告诉它们！”

　　船长双手在嘴边围成喇叭状，向那些恐龙喊了起来，比起恐龙的吼叫，他的声音纤细而微弱，很难相信这是同一种语言。

　　但那群恐龙同时停止了戏耍，一起向我们转过头来，接着，都向我们的大船游过来。

#每日一文

# 外婆的世界

*李娟*

　　第一年，向日葵漫野开放的盛景照亮外婆人生最后一段道路。仿佛是我唯一的安慰。仿佛我无法给她的勇气与热情，葵花给她了。

　　之前外婆大部分时候跟着我生活，有时也送到乡下由我妈照顾一段时间。

　　有一次我妈打电话给我，非常害怕的口吻：“娟啊，你赶快回家吧，情况有些不对……”

　　“是不是外婆她……”

　　“唉，你外婆越来越不对劲儿了，你要是看到她现在的样子，肯定会吓一大跳。天啦，又黑又瘦，真是从来也没见她这么黑过，是不是大限要到了？你赶快回来吧，我很害怕……”

　　我赶紧请假回家，倒了两趟车，路上花了一整天，心急如焚。到家一看，果然外婆脸色黑得吓人，并且黑得一点儿也不自然，跟锅底似的。

　　我又凑近好好地观察。

　　回头问我妈：“你到底给她洗过脸没有？”

　　她想了想：“好像从来没有。”

　　……

　　外婆跟着我时总是白白胖胖，慈眉善目。跟着我妈，整天看上去苦大仇深。但又怎么能怪我妈呢？我妈家大业大，又是鸡又是狗又是牛的，整天忙得团团转。哪能像我一样专心。

　　在阿勒泰时，我白天上班，她一个人在家。每天下班回家，一进小区，远远就看见外婆趴在阳台上眼巴巴地朝小区大门方向张望。她一看到我，赶紧高高挥手。

　　后来我买了一只小奶狗陪她（就是赛虎）。于是每天回家，一进小区，远远就看见一人一狗趴在阳台上眼巴巴地张望。

　　我觉得外婆最终不是死于病痛与衰老的，而是死于等待。

　　每到周六周日，只要不加班我都带她出去闲逛。逛公园的绿化带，逛超市，逛商场。

　　阿勒泰对于她是怎样的存在呢？每到那时，她被我收拾得浑身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手牵着我，一手拄杖，在人群中慢吞吞地走啊走啊，四面张望。

　　看到人行道边的花，喜笑颜开：“长得极好！老子今天晚上要来偷……”

　　看到有人蹲路边算命，就用以为只有我听得到的大嗓门说：“这是骗钱的！你莫要开腔，我们悄悄眯眯在一边看他怎么骗钱……”

　　在水族馆橱窗前，举起拐棍指指点点：“这里有个红的鱼，这里有个白的鱼，这里有个黑的鱼……”

　　水族馆老板非常担心：“老奶奶，可别给我砸了。”

　　她居然听懂了：“晓得晓得，我又不是小娃儿。”

　　进入超市，更是高兴，走在商品的海洋里，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还悄声叮嘱我：“好生点，打烂了要赔。”

　　但是赛虎不被允许进入超市。我便把它系在入口处的购物车上。赛虎惊恐不安，拼命挣扎。我们心中不忍，但无可奈何。

　　外婆吃力地弯下腰抚摸它的头，说：“你要听话，好生等到起，我们一哈哈儿就转来。”

　　赛虎一个月大就跟着外婆，几乎二十四个小时不分离。两者的生命长久依偎在一起，慢慢就相互晕染了。它浑身弥漫着纯正的外婆的气息。它睁着美丽的圆眼睛看着我，看得我简直心虚——好像真的打算抛弃它一般心虚。

　　接下来逛超市也逛得不踏实。外婆更是焦急，不停喃喃自语：“我赛虎长得极光生（极漂亮），哪个给我抱走了才哭死我一场……”

　　我一边腹诽：那么脏的狗，谁要啊？一边却忍不住生出同样的担忧。

　　每次逛完回到家，她累得一屁股坐到床上，一边解外套扣子，一边嚷嚷：“累死老子了，老子二回再也不出去了。”

　　可到了第二天，就望着窗外蓝天幽幽道：“老子好久没出去了……”

　　那时候，我好恨自己没有时间，好恨自己的贫穷。我哄她：“明天就出去。”却想要流泪。除此之外，大部时间她总是糊里糊涂的，总是不知身处何地。常常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收拾行李，说要回家。还老是向邻居打听火车站怎么走。

　　但她不知道阿勒泰还没通火车。她只知道火车是唯一的希望，火车意味着最坚定的离开。在过去漫长的一生里，只有火车带她走过的路最长，去的地方最远。只有火车能令她摆脱一切困境，仿佛火车是她最后的依靠。每天她趴在阳台上目送我上班而去，回到空空的房间开始想象火车之旅，那是她生命之末的最大激情。

　　她在激情中睡去，醒来又趴到阳台上。直到视野中出现我下班的身影。

　　她已经不知时间是怎么回事了。她已经不知命运是怎么回事了。

　　她总是趁我上班时，自己拖着行李悄悄跑下楼。她走丢过两次，一次被邻居送回来，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场找到她。

　　那时，她站在那里，白发纷乱，惊慌失措。当她看到我后，瞬间怒意勃发。似乎正是我置她于此处境地。

　　但却没有冲我发脾气，只是愤怒地絮絮讲诉刚才的遭遇。

　　有一次我回家，发现门把手上拴了根破布，以为是邻居小孩子恶作剧，就解开扔了。第二天回家，发现又给系了一根。后来又发现单元门上也系得有。

　　原来，每次她偷偷出门回家，都认不出我们的单元门，不记得我家的楼层。对她来说，小区的房子统统一模一样，这个城市犹如迷宫。于是她便做上记号。

　　这几块破布，是她为适应异乡生活所付出的最大努力。

　　我很恼火。我对她说：“外婆你别再乱跑了，走丢了怎么办？摔跤了怎么办？”

　　她之前身体强健，自从前两年摔了一跤后，便一天不如一天。

　　我当着她的面，把门上的碎布拆掉，没收了她的钥匙。

　　她破口大骂。又哭喊着要回四川，深更半夜地拖着行李就走。

　　我筋疲力尽，灰心丧气。

　　第二天我上班时就把她反锁在家里。她开不了门，在门内绝望地号啕大哭。

　　我抹着眼泪下楼。心想，我一定要赚很多钱，总有一天一定要带外婆离开这里。

　　那是我二十五岁时最宏大最迫切的愿望。就在那个出租屋里，赛虎第一次做母亲，生了四只小狗。外婆无尽欢喜，张罗个没完。然而没几天又糊涂了。一天吃饭时，端着碗想了半天才对我说：“原来这些奶狗狗是赛虎生的啊？我还以为是买回来的，还怨你为啥子买这么多……”

　　没等我作出回应，她突然又提到另一件事，说八十年前有一家姓葛的用篾条编罩子笼野蜂，又渐渐驯化为家蜂。每次“割蜂蜜”能“割”三十桶，然后再“熬黄蜡”。细节详细逼真，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还没回过神，她又说起头天晚上做的梦。说有个人在梦里指责她，说她不好。她问道：“哪里不好？”对方说：“团团（家乡方言“到处”的意思）都不好。”

　　她边说边笑：“老子哪里就团团不好了？”

　　可就在昨天早上，她不是这么说的。梦里的那个人明明是说她好。她问：“哪里好？”对方说：“团团都好。”

　　我便提醒她，帮她把原梦复述一遍。令她放下筷子，迷茫地想了好久。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介入她的世界太深。

　　她已经没有同路人了。她早已迷路。她在迷途中慢慢向死亡靠拢，慢慢与死亡和解。

　　我却只知一味拉扯她，不负责地同死亡争夺她。

　　我离她多远啊，我离她，比死亡离她还要远。

　　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终日在她的时光边缘徘徊。——奇异的，难以想象地孤独着的时光。如蚕茧中的时光。我不该去试探这蚕茧，不该一次又一次干扰她的迷境。以世俗的，自私的情爱。

　　每天我下班回家，走上三楼，她拄着拐棍准时出现在楼梯口。那是我今生今世所能拥有的最隆重的迎接。每天一到那个时刻，她艰难地从她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在她的世界之外，她放不下的只有我和赛虎了。我便依仗她对我的爱意，抓牢她仅剩的清明，拼命摇晃她，挽留她。向她百般承诺，只要她不死，我就带她回四川，坐火车回，坐汽车回，坐飞机回。想尽一切办法回。回去吃甘蔗，吃凉粉，吃一切她思念的食物，见一切她思念的旧人……但是我做不到。我妈把外婆接走那一天，我送她们去客运站，再回到空旷安静的出租屋，看到门把手上又被系了一块破布。终于痛哭出声。我就是一个骗子，一个欲望大于能力的骗子。而被欺骗的外婆，拄着拐棍站在楼梯口等待。她脆弱不堪，她的愿望也脆弱不堪。我根本支撑不了她，拐棍也支撑不了她。其实我早就隐隐意识到了，唯有死亡能令她展翅高飞。

#每日一文

之后几个星期连上忙着装备检查，都没放假，再次去找曾先生时门上贴了“今日休息”的红纸，一直到我退伍。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到他了，心中不免惘然。有时想想，那会是一个梦吗？我对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并没有讶异的表情，只是淡淡地说：“劳碌一生，没人的时候急死，有人的时候忙死……”我不懂这话在说什么。

　　如今我重新拾起书本，觉得天地间充满了学问，一啄一饮都是一种宽慰。有时我会翻出《乐游园歌》吟哦一番，有时我会想起曾先生话中的趣味，曾先生一直没有告诉我那第九味的真义究竟是什么，也许是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他相信，我很快就会明白。

#每日一文

# 想我的母亲

*梁实秋*

　　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是神圣的。我写过一些杂忆的文字，不曾写过我的父母，因为关于这个题目我不敢轻易下笔。小民女士逼我写几句话，辞不获已，谨先略述二三小事以应，然已临文不胜风木之悲。

　　我的母亲姓沈，杭州人。世居城内上羊市街。我在幼时曾侍母归宁，时外祖母尚在，年近八十。外祖父入学后，没有更进一步的功名，但是课子女读书甚严。我的母亲教导我们读书启蒙，尝说起她小时苦读的情形。她同我的两位舅父一起冬夜读书，冷得腿脚僵冻，取大竹篓一，实以败絮，三个人伸足其中以取暖。我当时听得惕然心惊，遂不敢荒嬉。我的母亲来我家时年甫十八九，以后操持家务尽瘁终身，不复有暇进修。

　　我同胞兄弟姐妹十一人，母亲的煦育之劳可想而知。我记得我母亲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们洗澡。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我怕痒，总是躲躲闪闪，总是格格的笑个不住，母亲没有功夫和我们纠缠，随手一巴掌打在身上，边洗边打边笑。

　　北方的冬天冷，屋里虽然有火炉，睡时被褥还是凉似铁。尤其是钻进被窝之后，脖子后面透风，冷气顺着脊背吹了进来。我们几个孩子睡一个大炕，头朝外，一排四个被窝。母亲每晚看到我们钻进了被窝，叽叽喳喳的笑语不停，便过来把油灯吹熄，然后给我们一个个的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被窝立刻暖和起来，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母亲用的什么手法，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的温暖舒适，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快乐的，可是那个感受不可复得了。

　　我从小不喜欢喧闹。祖父母生日照例院里搭台唱傀儡戏或滦州影。一过八点我便掉头而去进屋睡觉。母亲得暇便取出一个大簸箩，里面装的是针线剪尺一类的缝纫器材，她要做一下缝缝连连的工作，这时候我总是一声不响的偎在她的身旁，她赶我走我也不走，有时候竟睡着了。母亲说我乖，也说我孤僻。如今想想，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偎在母亲身旁？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我母亲好像是没有时候睡觉。天亮就要起来，给我们梳小辫是一桩大事，一根一根的梳个没完。她自己要梳头，我记得她用一把抿子蘸着刨花水，把头发弄得锃光大亮。然后她要一听上房有动静便急忙前去当差。盖茶碗、燕窝、莲子、点心，都有人预备好了，但是需要她去双手捧着送到祖父母跟前，否则要儿媳妇做什么？在公婆面前，儿媳妇永远是站着的，没有座位的。足足的站几个钟头下来，不是缠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最苦的是，公婆年纪大，不过午夜不安歇，儿媳妇要跟着熬夜在一旁侍候。她困极了，有时候回到房里来不及脱衣服倒下便睡着了。虽然如此，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到了民元前几年，祖父母相继去世，我母亲才稍得清闲，然而主持家政教养儿女也够她劳苦的了。她抽暇个几年返回杭州老家去度夏，有好几次都是由我随侍。

　　母亲爱她的家乡，在北京住了几十年，乡音不能完全改掉。我们常取笑她，例如北京的“京”，她说成“金”，她有时也跟我们学，总是学不好，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我有时学着说杭州话，她说难听死了，像是门口儿卖笋尖的小贩说的话。

　　我想一般人都会同意，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都是最好吃的。我的母亲平常不下厨房，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尤其是父亲亲自到市场买回鱼鲜或其他南货的时候，在父亲特烦之下，她也欣然操起刀俎。这时候我们就有福了。我十四岁离家到清华，每星期回家一天，母亲就特别疼爱我，几乎很少例外的要亲自给我炒一盘冬笋木耳韭菜黄肉丝，起锅时浇一勺花雕酒，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但是这一盘菜一定要母亲自己炒，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母亲喜欢在高兴的时候喝几盅酒。冬天午后围炉的时候，她常要我们打电话到长发叫五斤花雕，绿釉瓦罐，口上罩着一张毛边纸，湿热了倒在茶杯里和我们共饮。下酒的是大落花生，若是有“抓空儿”的，买些干瘪的花生吃则更有味。我和两位姊姊陪母亲一顿吃完那一罐酒。后来我在四川独居无聊，一斤花生一关茅台当晚饭，朋友们笑我吃“花酒”，其实是我母亲留下的作风。

　　我自从入了清华，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就少了。抗战前后各有三年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晚年喜欢听评剧，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因为离家近，打个电话给卖飞票的，总有好的座位。我很后悔，我没能分出时间陪她听戏，只是由我的姊姊弟弟们陪她消遣。我父亲曾对我说，我们的家所以成为一个家，我们几个孩子所以能成为人，全是靠了我母亲的辛劳维护。三十八年以后，音讯中断，直等到恢复联系，才知道母亲早已弃养，享寿九十岁。西俗，母亲节佩红康乃馨，如不确知母亲是否尚在则佩红白康乃馨各一。如今我只有佩白康乃馨的份了，养生送死，两俱有亏，惨痛惨痛！

#每日一文

# 孤僻

*山本文绪*

　　今年春天人事变动，位子调到我旁边的女孩和我搭话，我停下写报告的手，看着她。

　　她问我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我回答后，她说：“哇，果真如此，我听其他人说过呢。其实我也是那所学校毕业的。这家公司很多员工来自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在这里遇到学姐真开心。我们以前可能就在哪里见过，啊，我以前在车站前的邓肯多纳圈店打工，不过那家店现在倒了。对了，上星期的送旧迎新你没参加吗？我找了你半天呢……”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串。

　　我正要回话，有人在后面叫她，她精神十足地应道“在”，随即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过去了，好像我从来不曾存在。

　　虽然我对这种情形已习以为常，但把视线移回电脑屏幕时，心中仍暗自涌起一股愤怒。那种感觉就像经常由于某个契机，忽然忘记或是不经意地想起困扰我多年的肩膀酸痛。我想继续工作，但刚才构思得差不多的想法已支离破碎。

　　调来这家拥有两千名员工的企业的营销部已经八年，我也三十一岁了。在同一科工作多年的同事，除非业务往来，从来不找我说话，但搞不清状况的人就会像刚才那个女孩一样，一厢情愿地和我聊天。我知道他们想拉近彼此的距离，但就是无法接受这些人。

　　我在公司里是出了名的孤僻、不合群，但觉得有点言过其实。我承认自己很孤僻，然而并不讨厌和别人相处，只是不擅长聊天和社交而已。经过多年训练，我学会了嘴角微微上扬，挤出微笑般的表情，可这现在反倒成了最大的失策。如果我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或许可以减少一半的麻烦。

　　我从套装口袋里拿出耳塞，用指尖捻着黄色的海绵栓塞进耳朵。方才找我聊天的女孩恰巧回座，看到我的举动，一脸诧异。刚才浪费了十五分钟听她讲些无聊的事，害我不得不留下来加班。而且只要稍觉投缘，对方就会邀约喝咖啡或聚餐，到时候还要考虑怎样拒绝才不伤和气，简直烦死人了。

　　我小时候比现在成熟多了。我会配合同学聊天的内容挤出笑容，也曾受邀去听完全不感兴趣的偶像歌手演唱会。只因害怕被那些把我当朋友的人讨厌，明明毫无快乐可言，我也假装乐不可支。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最近，我虽然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参加公司餐会，但看到那些年轻女孩在上司聊棒球或说教时频频点头，就有种想掐死她们的冲动。

　　当然，我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心怀杀机，其实相当擅长一对一促膝长谈，非但不讨厌读书和工作，而且乐在其中。所以，我这个“孤僻、不合群”的人也有几个称得上朋友的人——一个从小结识的老朋友，还有一位就职后迫于工作需要去上电脑学校时结识的友人。求学时，我曾经和同年级的男生交往，和现任男朋友交往也快两年了。

　　有人拍我的肩。抬头一看，一个和我同期进公司、被分到其他科的男同事面带微笑地看着我。他用双手示意我拿下耳塞。

　　“你还是老样子。”

　　我并不讨厌他，因为他说话不拖泥带水。

　　“抱歉，打扰你一下。关于和泉小姐婚礼后的续摊，我们这些同期的决定一起出钱送礼物给她。我会先垫钱，包括续摊费用在内，总共一万五千元左右。”

　　和我同期进公司的女孩下个月要结婚了。这是第几个了？每次有人结婚，我都得包红包、浪费一天的假期、说一些言不由衷的祝福、分摊续摊的花费和礼品费。

　　我并不是舍不得花钱。反正续摊的事自然有人费心张罗，既轮不到我安排也用不着我去买礼物。大家很清楚我的个性不适合处理这种事，所以都默认“你只要出钱就好”。

　　我必须心存感激，这等于免除了我当值日生的义务。没想到我却心口不一，脱口而出的竟然是这句话：

　　“我不去参加婚礼，也不去续摊，更不会出礼金。”

　　我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完后，周围的视线全集中在我身上。他瞠目结舌，小声地问：“你与和泉小姐关系不好吗？”

　　“我是说，假日想好好休息。别人结婚是她家的事，与我无关，不要把我扯进去。”

　　我大发雷霆之际，坐在旁边的那个女人慌忙逃走了。

　　加完班，我搭倒数第二班电车回到公寓。筋疲力尽地把门打开，看到录音电话的提示灯在黑漆漆的房间里闪烁。我提着便利店的袋子，一屁股瘫坐在厨房地板上。

　　我个性这么孤僻，只有我妈和男朋友会打来电话。另外那两个朋友知道我不接电话，有事都会用短信联络。无论是我妈还是男朋友，我都不想听到他们的声音。

　　好烦！我垂头丧气地坐了很久，加外套都没脱，都是我的错吗？是我不对劲吗？

　　上次，那个从小结识的老友委婉地这么说我。的确，我是在漠然地过日子。虽然内心隐藏了诸多不满，但还是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读自己的学力能够应付的学校，进入愿意录用我的企业工作。我觉得凡事不能抱持成见，只要有人邀约，我向来不曾拒绝，没想到每次都弄巧成拙。当上了年纪的女人说“我已经是老太婆了”，我会忍不住应道：“是啊。”当胖女生说“我不减肥不行了”，我总回应：“没错。”即使我告诫自己，这时至少应该闭嘴，但总是把心思都写在脸上。

　　现任男朋友大我三岁，相当沉默寡言，他说就是喜欢我的笨拙。没想到，我连续几次拒绝他的邀约后（因为我很累），他却忽然暴跳如雷地破口大骂：“你当初的可爱跑到哪里了？难道都是装出来的吗？！”骂得我哑口无言。事后，他向我道歉：“我是压力太大了。”最近他也经常这样。而我妈打电话来，表面上是担心我，其实只是要找个人说我爸的坏话。

　　与我无关，我要斩断一切。

　　我感到孤独无助。没有人认同我。

　　这时，一个念头忽然在我脑海中闪现。或许大家整天喋喋不休，就是为了排遣这份孤独。

　　既然如此，我还是继续孤独好了。我站起身，没有听就直接删除了留言。

　　翌日早晨，我一进公司就找部长，他也在找我。上午九点半，我们在小会议室内对面而坐。

　　我递上一直写到凌晨的辞职信。从我进公司就一直对我照顾有加的部长用力拍了拍自己宽阔的额头。看到他这惊讶时的习惯动作，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立刻瞪着我。

　　“你为什么不能在大家面前这样笑一笑？”

　　我一时词穷，愣了一下才回答：“遇到好笑的事，我当然会笑。”

　　“公司这么无趣吗？”

　　“工作很有趣。”

　　部长抓了抓耳垂，连珠炮似的说：“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开会表达意见时简直和平常判若两人，还会说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你只在第一年参加过一次员工旅游，之后从来不参加年终聚餐和送旧迎新。这些事，还可以解释为特立独行，但听说你最近还戴耳塞？”

　　我没有回答，视线移向被部长丢在桌上的辞职信。

　　“以你这种个性，无论到哪里都混不下去。别以为可以独善其身。”

　　他虽然语气粗暴，但听起来不像挖苦，反而充满怜悯。

　　“是啊。”

　　我不讨厌上班，也不讨厌和人相处。所以，只要费心寻找，一定可以找到不需要戴耳塞的地方，即使找不到也无所谓。

　　不喜欢就不喜欢，我从不祈求别人谅解，也不靠大家生活。我只在觉得好笑的时候发笑。想到这个世界这么简单，我笑得合不拢嘴。

#每日一文

# 聊天时每个人都想聊自己

*蔡康永*

　　古古和阿男即使是在最亲密、最如胶似漆的时候，很遗憾，他们也仍然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是世界的真相：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阿男在投资上踩到地雷，惨赔五十万的那个晚上，如果古古正在因为月经来而整晚肚子痛的话，那么，不管他们两人多么努力地关心对方，真正最让他们痛苦的，仍然是他们各自的痛处：阿男的五十万、古古的肚子。

　　讲这个不是为了对情侣们泼冷水，而是做个简单的提醒：聊天时，每个人都想聊自己的感觉。

　　当你在东指西画地大谈：“昨天晚上我夹着鲨鱼夹去倒垃圾的时候，我前男友开车经过我面前耶！靠！我额头刚好长了两颗大痘痘……”

　　当你这样废话连篇，而你对面的人，却认真地睁着眼睛看着你，专注而关心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人是你最好的朋友，是你最想倾吐心事的对象，是地球上最可依靠在上面垂泪的一双肩膀……

　　这个看似很专心听你说话的人，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但她无疑是你“最上道”的朋友。

　　她专注地望着你时，天晓得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可能望着你的嘴，想着“嘴巴一直动，好像我养的金鱼喔……上排牙齿有披萨的菜渣耶……她讲的那个前男友不是长得像猪吗……”

　　处于这个状态的她，实在不太像什么“地球上最可靠的一双肩膀”，但你会喜欢她，这是一定的。

　　所以，反过来，当你自己想要被别人喜欢的时候，你只要把别人放在你自己的位置上来想，那就轮到你来扮演这个“最上道”的朋友了。

　　扮演这样一个朋友，最高原则非常简单：“尽量别让自己说出‘我’字。”

　　听起来很容易，但你可以试试看，跟朋友聊天十分钟，不要说出“我”字。

　　对，就是不要说出“我”字。每次想说“我”字时，都改成“你”字或“他”字。

　　你会发现这十分钟里面，本来不断说着“我昨天……”“我觉得……”“我买了……”这些句子的自己，忽然变成一个不断把话题丢给对方、让对方畅所欲言的、超级上道的人！

　　也许你会说，你又不是在陪酒，为什么要让对方畅所欲言，而不是让自己畅所欲言？

　　答案很简单，你的朋友们，也不是在陪酒啊，他们凭什么要永远让你畅所欲言？

#每日一文

# 重逢

*吴念真*

　　事业失败之后才发现除了开车之外，自己好像连说得出口的专长都没有，所以最后他选择开出租车。

　　不过，出租车在市区里跑还是容易碰到以前商场上的客户或对手，“熟人不收费，自己倒贴时间和油钱这不算什么……，最怕遇到的是以前的对手，车资两百三给你三百块，奉送一句：不必找啦，留着用！外加一个奇怪的眼神和笑容，那种窝囊感够你低荡个一整天！”

　　所以后来他专跑机场，说比较不会遇到类似难堪的状况，而且也不用整天在市区没目的地逛，让自己老觉得像一个已经被这个战场淘汰的残兵败将，或者像中年游民一般地无望。

　　不过，他也承认跑机场的另一个奢望是如果前妻带着孩子们偷偷回国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睹上他们和孩子们见上一面；“离婚后就没见过……，我都只能凭空想象他们现在的模样。”

　　孩子和前妻一直没碰上，没想到先碰到的反而是昔日的爱人。

　　他说那天车子才靠近，他就认出她来了。“曾经那么熟悉的脸孔和身体……，而且除了发形，十几二十年她好像一点也没变。”

　　上车后，她只说了一个医院的名字和“麻烦你”之后就沉默地看着窗外，反而是他自己一直担心会不会因为车子里的名牌而被她认出来；不过，她似乎没留意，视线从窗外的风景收回来之后便拿出电话打。

　　第一通电话听得出她是打回澳洲雪梨的家，听得出先生出差去英国，她轮流跟两个孩子说话，要一个男孩不要为了打球而找借口不去上中文课，也要一个女孩钢琴要好好练，不然表演的时候会出糗，然后说见到外婆之后会替他们跟她说爱她等等，最后才听出是她母亲生病了，因为她说：“我还没到医院，不过妈妈相信外婆一定会很平安。”

　　他还记得她母亲的样子和声音，以及她做的一手好菜，更记得两人分手后的某一天，她到公司来，哽咽地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女儿呢？”那种颤抖的语气和哀怨的眼神。

　　打完家里的电话，接着打的是她公司，利落的英文、明确的指令加上自然流露对同事的关心一如以往。

　　他们大学时候就是班对，毕业之后他去当兵，而她在外商公司做事；退伍后，她把一些客户拉过来，两个人合伙做，三年后，两人公司变成二十几个人，而他却莫明其妙和一个客户的女儿上了床。“说莫明其妙其实是借口。”他说：“到现在也没什么好不承认的……，一来是新的身体总比熟悉的刺激，还有……这个客户公司的规模是我的几百倍，那时不是流行一句话：娶对一个老婆可以省掉几十年的奋斗？”

　　最后车子经过敦化南路，经过昔日公司的办公室，两旁的台湾栾树正逢花季，灿烂的秋阳下一片亮眼的金黄。

　　后座当年的爱人正跟之前公司的某个同事话家常，说台北说澳洲说孩子说女人到了一个年龄阶段的感受，然后说停留的时间以及相约见面吃饭，说：“让我看看你们现在都变成什么模样。”

　　车子最后停在医院门口，他说他还在躲避，也在犹豫要不要跟她收费或者为她打个折，没想到后头的女人忽然出声，笑笑地用极其平静的语气跟他说：“……我都已经告诉你所有近况、告诉你现在的心情、告诉你对一些人的思念……，什么都告诉你了，而你……连一声简单的问候都不肯跟我说？”

#每日一文

# 春天

*吴念真*

　　阿圆是金门金沙市场一家杂货店里打杂的小妹，长得不是很好看，加上老板以吝啬出名，所以跟其他杂货店比起来，他们的生意差很多。

　　阿圆 17 岁，应该中学毕业不久，因为她老穿着一件还留着学号的深蓝色旧外套。她话不多，笑的时候老是掩着嘴。后来我们才发现她缺了两三颗牙。“怎么不去补？”我们问。她说：“我爸去台湾做工了，说赚到钱会给我补。”

　　杂货店老板是她的亲戚，但使唤她的语气一点儿也不亲。有一次，我们甚至听见他跟别人说：“我是在替人家养女儿！”

　　那年是我们营部连第一次在外岛过年，除夕到初二都加菜，所以除夕前采买的钱是平常的三四倍。那天小包半开玩笑地跟老板说：“照顾你生意这么久，也没看你给我们一包烟！”没想到老板竟然冷冷地笑着说：“我以为你们营部连比较干净，我看都一样嘛！”说完，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包烟以及两张百元钞票塞给小包，然后就往屋里走。

　　我知道小包憋了一肚子气，可没想到他竟然随手抓起一打酱油放上推车，说：“这是给连上的红利！”

　　阿圆什么都没说。在她帮着我们把东西推向采买车的路上，小包把那两百元拿给她，她一直摇头，小包说：“拿着，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你的那个亲戚给你的过年红包。”

　　谁知道我们东西都还没装上车，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音。一回头，我们看到老板带着两个宪兵，正指着我们的方向，快步地走过来。

　　老板揪住我们，一把将酱油拎出来，跟宪兵说：“你们看！他们偷的。”

　　停车场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看，就在那种尴尬、不知所措的死寂中，忽然听到阿圆说：“他们没有偷啦，是我放错了。”

　　她低着头，指着酱油说：“我以为是他们买的，就搬上推车了。”

　　宪兵回头跟老板说：“你误会了吧？”

　　老板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向阿圆，甩手就是一个耳光，说：“你想死啦！”

　　阿圆没动，捏着衣摆低着头，也没哭，一直到我们的车子开走，远远地看去，她还是一样的姿势。

　　车子里，小包沉默着，很久之后才哽咽着说：“刚刚，我好想去抱她一下……”

　　我们驻地旁边的公路是金东通往金门名胜海印寺的唯一道路，只在春节的初一和初二对民众开放。

　　对我们这些“阿兵哥”来说，道路开放的最大意义是，这两天里金东地区的美女们一定会从这边经过，所以早上点名结束后，我们就聚集在视野最好的碉堡中，把所有望远镜都架好，兴奋地等在那里。

　　那天天气出奇的好，阳光灿烂。随着各店家的那些美女陆续出现，碉堡里不时掀起骚动，忽然，有人说：“钦仔、小包，你们的救命恩人出现了。”

　　我们分别抢过望远镜，然后看到了阿圆。她穿了身新衣服，白色的套头毛衣，下身则是一条深蓝色的裤子，头发好像也整理过，还箍着一个白色的发箍，整个人显得明亮、青春。

　　她和身边一个应该是她父亲的黝黑的中年男人开心地讲着话，另一边则是两个像是她弟弟的男孩。

　　小包放下望远镜，大声地喊她，可是她好像没听到，碉堡里忽然掀起另一阵忙乱，几分钟不到，简易的扩音器竟然就架设起来了。

　　小包朝公路那边喊：“阿圆，你今天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呢，阿圆！”整条公路上的人都停下脚步听，然后纷纷转头四处顾盼，好像在找谁是阿圆。

　　阿圆愣了一下，看看父亲，然后朝我们这边望着。小包有点儿激动，接着说：“营部连小包跟阿圆说谢谢！跟阿圆爸爸说新年快乐，你女儿好棒，而且好漂亮！”

　　她父亲朝我们这边招了招手，然后好像在问阿圆发生过什么事。

　　我看到小包的眼眶有点红，于是拿过扩音器接着说：“阿圆，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美女！我们营部连所有的人都爱你！”

　　公路那边的人都笑了，甚至有人鼓起掌来。之后，扩音器被传来传去：“阿圆，谢谢！”“阿圆，我爱你！”“阿圆是金门最漂亮的女孩！”不同的声音不断地喊着，整个太武山有好长一段时间一直萦绕着阿圆的名字。

　　从望远镜里我们看到阿圆流泪了，她遮着嘴，看着我们碉堡的方向。

　　其实她是笑着的，在灿烂的阳光下。

#每日一文

# 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

*李娟*

　　我从乌鲁木齐回来，给家人买回两只小兔子。卖兔子的人告诉我：“这可不是普通兔子，这是 '袖珍兔’，永远也长不大的，吃得又少，又乖巧。”所以，一只非得卖二十块钱不可。

　　结果，买回家喂了不到两个月，每只兔子就长到了好几公斤。比一般的家兔还大，贼肥贼肥的，肥得跳都跳不动了，只好爬着走。真是没听说过爬着走的兔子。而且还特能吃，一天到晚三瓣嘴喀嚓喀嚓磨个不停，把我们家越吃越穷。给它什么就吃什么，毫不含糊。到了后来居然连肉也吃，兔子还吃肉？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能吃肉……后来，果然证实了兔子是不能吃肉的，它们才吃了一次肉，就给吃死了。

　　还有一次，我从乌鲁木齐回来，带回了两只“金丝熊”（乌鲁木齐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当时我蹲在那个地摊前究了半天，觉得”金丝熊”看起来要比上次的兔子可靠多了，而且要更便宜一些，才五块钱一只。就买回去了。我妈一看，立刻骂了我一顿：“五块钱啊？这么贵！真是，家里还少了耗子吗？到处都跑的是，还花钱在外面买……”我再仔细一看，没错，的确是耗子，只是少了条长尾巴而已……

　　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来，一定会带很多很多东西的。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东西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但是买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想想看，家里人都需要些什么呢？妈妈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头毛驴，进山驮东西方便。可那个……我万万办不到。

　　家里还需要二十到三十公斤马蹄铁和马掌钉。下山的牧民总是急需这个。另外我叔叔补鞋子，四十码和四十二码的鞋底子没有了，用来打补丁的碎皮子也不多了。杂货店里的货架上也空空落落的，香烟和电池一个月前就脱销了。

　　可是我回家，所能带给大家的东西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就是既没尾巴也没名堂的耗子。

　　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没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呆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

　　被子太薄了，把窗帘啊什么的全拽下来裹在身上，还是冷。身上还穿着大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还是冷。

　　后来我给家里打电话，妈妈问我：“还需要什么啊？”我说：“不需要，一切都好。就是被子薄了点。”于是第二天晚上她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她挂了电话，立刻买来驼毛洗了，烧旺炉子烘干，再用柳条儿抽打着弹松、扯匀，细细缝了纱布，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制出来。然后又倒了三趟班车，坐了十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

　　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每次回家的前一天，总在超市里转啊，转啊。转到“中老年专柜”，看到麦片，就买回去了。我回到家，说：“这是麦片。”她们都很高兴的样子，因为只听说过，从没吃过。我也没吃过，但还是想当然地煮了一大锅。先给外婆盛一碗，她笑眯眯喝了一口，然后又默默地喝了一口，说：“好喝。”然后，就死活也不肯喝第三口了。

　　我还买过咸烧白。一碟一碟放在超市里的冷柜里，颜色真好看，和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外婆看了也很高兴，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她就搬把小板凳坐在灶台边，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大都是当年在乡坝吃席的趣事。还很勤快地早早就把筷子摆到了桌子上，一人位置前放一双。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她狠狠地夹了一筷子。但是勉强咽下去后，悲从中来。

　　——不是过去喜爱过的那种，完全不一样。乌鲁木齐的东西真是中看不中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一些过去的事物、过去的感觉，永不再有了。她九十多岁了，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逐一消失”。

　　我在超市里转啊转啊。这回又买些什么好呢？最后只好买了一包红糖。但是红糖在哪里没有卖的啊？虽然这种红糖上明确地标明是“中老年专用红糖”……妈妈，外婆，其实我在欺骗你们。

　　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替我陪着我的家人。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终于爬到外婆脚下。外婆缓慢地弯下腰去，慢慢地，慢慢地，终于够着了兔子，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她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问它：“吃饱没有，饿不饿？”——就像很早很早以前，问我“吃饱没有，饿不饿”一样。天色渐渐暗下来，又是一天过去了。

　　还有小耗子，代替我又一年来到深山夏牧场，趴在铁笼子里，背朝广阔碧绿的草原。晚上，妈妈脱下自己的大衣把笼子层层包裹起来，但还是怕它冷着，又包了一层毛衣。寒冷的夜里，寂寞的没尾巴小耗子把裹着笼子的衣物死命地扯拽进笼子里，一点一点咬破。它们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

　　节选自《我的阿勒泰》

#每日一文

# 在贫穷中挣扎的父亲

*马德*

　　父亲是在他生命的第 49 个年头上去世的，那一年，我正好考上大学。

　　父亲得的是肺气肿，一说是肺穿孔，到底是什么病，至死也没有搞清楚，只说是和肺有关。父亲跑了一趟官厅的医院，没几天就回来了。父亲说，那个地方，贵巴巴的，咱们住不起。

　　父亲回来后，批发了些青霉素，每天在家里输液。开始的时候，是村里的医生给他扎液，时间久了，村里的医生推托着，不愿来。父亲没办法，有一次，他对我说，来，你给我扎。我说，我不会。父亲说，没事，把针头稍微放平些，顺着血管扎就是了。我一咬牙，手哆嗦着，顺着他的血管扎了进去。第一针，扎深了，拔出来，重扎。第二针，扎透了，针尖从血管的旁边出来，血红红的，也跟着渗出来。我满头是汗，都急得快哭了。父亲用药棉捂住针眼，说，没事，没事。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声。

　　一个人，一个家，无助到了这样的地步。

　　父亲说，我的这个病，有一万块钱就能治好，穷人没钱，只好拿命扛了。那个时候，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以及为我上学，已经是债台高筑了，别说是一万块钱，就是一块钱，也不好拿出来。有一次家里没盐了，没钱去买，只好白水煮菜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强忍着往下咽，谁也没说话。

　　但，泪都在心里。

　　我小的时候，父亲正年轻，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三村五里的人们，多请他去打家具或者盖房。我记得，那时候，父亲干一天的工钱是 2 块钱，还有一盒官厅烟。烟，父亲舍不得抽，一盒一盒地藏在柜里，留待过年的时候抽。2 元工钱呢，父亲也不急着要，人家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

　　我记得，过年的时候，父亲常常买很少的炮仗。买鞭炮只买一挂，仅买 200 响的。我舍不得放，今天拆一个，明天拆两个。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不多买点呢。父亲回过头来，眼一睁，愤怒地看着我，说，那是钱啊，噼啪一响，就没了，你想败家啊？！

　　我很怕父亲，赶紧一扭头，灰溜溜地走开。

　　快上初中的时候，我特别想拥有一支钢笔。父亲要去后草地换粮，正好要路过县城，我央求父亲，希望他到县城的供销社给我买回一支钢笔来。父亲一点头，说，行。后来几天，我每天站在山梁上，盼着父亲和他们换粮的车队回来，一等，就是半天。

　　终于盼到父亲回来了。帮父亲卸了车，饮了牲口，喂上草料。我心“咚咚咚”直跳，惴惴地问父亲，钢笔买回来没有。哪料，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哦，回来的时候，人家商店都关门了。然后，便旁若无人地做他手头的事，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在旁边，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心里悄悄地骂：谁相信你的话，你是抠门，不愿给我买！

　　正是因为这样省吃俭用，父亲才把我家的房从 3 间翻盖成 5 间。

　　早年间，乡里有一个姓李的书记，长得白白的，穿得很干净，浑身上下不沾一丝土尘。有一天，他来到我们村，一把拉住正在疯玩的我，对别人说，你看，这个孩子的眼睛仁多黑啊，将来一定有出息。书记说这话的时候，恰好父亲也在场。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很激动地对母亲说，李书记说了，咱们小子将来会有出息。父亲一边说，一边喘着粗气，不知道是因为兴奋，还是某种可以看得见的未来激荡着他的心，总之，父亲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激动样子，现在想起来，犹若在眼前。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很晚了，一家人正准备睡觉，一个人“笃笃”地敲门，开门一看，是李老师。李老师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要参加转正考试，正在复习。他听说我回来了，要问我道数学题。印象中，那是一道分解题，在算式中加一个х，再减一个х，就可以轻易分解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教过我的李老师惊呼不已，他当时坐在炕上，惊讶得几乎都快傻掉了，连连说，啊呀，了不得，了不得。然后，抓住父亲的手说，三叔，这孩子，你得好好供啊，这将来是块材料啊。

　　父亲激动得又是一宿未睡。

　　然而，前路苍茫，我是经过复习才考上大学的。父亲拉着我的手，说，这两年，你考不上，村里人风言风语的，说你根本考不上，好多不三不四的话，我听了很不舒服，但我心里知道，你能行！说完，一行浊泪从他病得有些瘦削的颧骨上滑下来，洇湿在枕头里。我的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噼哩啪啦地跟着落。父亲说，你别哭，考上了，这就挺好，我就是死也放心了。

　　父亲说完，又含混地唉了一声。人们都说，人死的时候，是没泪的，你说，我这是快死的人吗？父亲说完，将头扭过去，半天没说一句话。

　　父亲是在将家里的 5 间土坯房翻盖成砖瓦房的时候得病的。

　　起地基的时候，父亲的痰中就带血丝。问村里的医生，医生说，没事，可能是毛细血管破裂，并无大碍。一家人都相信了医生的话，以为真无大碍。然而，不久，父亲就不行了，体力严重不支，虚弱得连路都走不了，虚汗常常湿透全身。

　　一辈子没有坐过火车的父亲，因为闹病，坐了一会火车，但对它，这次旅行，却是一次痛苦的梦魇。车厢里，混浊的气味，以及呛人的烟味，让他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捱到了官厅，下了车，父亲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他说，他在车上，好像死了一次。

　　父亲临终的时候，把账本拿出来，借了谁家多少钱，是怎么回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我。末了，他说，这些钱，你一定要还了人家，这样，我就是死了，也心安了。咱人穷志不穷，别让人家骂咱们！说完，他把账本给了我，又极为深情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中，包含着失败、无奈、歉疚、无力回天以及难以言说的痛苦，总之，人生百味，尽在其中。

　　我知道这账本背后有多少辛酸与悲苦。记得，父亲去世之后，我和一个人借钱埋葬父亲，那个人冷冷地说，借给你可以，可是，你拿什么还我？！在他看来，一个穷人，是会永远穷下去的。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穷人，所要面对的一切，所要承受的一切。

#每日一文

# 今夜有暴风雨

*卫宣利*

　　男人拉上第 38 个客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9 点。他的出租车轻快地穿过霓虹灯闪烁的大街，向着客人要求的郊区驶去。男人的心情不错，一边开车，一边跟着广播里的音乐哼着歌，不时侧脸看着方向盘右边的那束玫瑰花。玫瑰只有 3 朵，下面还有一盒蛋糕，他打算再拉两趟就收工回家，因为今天是他妻子的生日。

　　9 点 30 分，男人送完客人往回赶，车里空气异常沉闷，他摇下车窗，黑沉沉的夜空像锅盖一样压下来，没有一丝风。男人加快了车速，天气预报说今夜有暴风雨，女人一个人在家，他不放心。女人胆小，每次一打雷，就像受惊的兔子似的，拼命往他怀里钻。想到这里，男人的嘴角不禁浮出一丝微笑。

　　妻子是位教师，人漂亮，家庭条件也好。当初她父母曾强烈反对她嫁给他，出租车司机的工作苦和累且不说，单是那份危险，就够她提心吊胆的。可她还是坚持嫁了他。她说，他爱我，为了我，他会更小心地开车。他后来果然就将车开得很小心，不喝酒、不抢道，实在太累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每天夜里，不管多晚，只要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响起，她立刻像只欢快的兔子，蹦跳着跑下来，扑进他的怀里。两个人相拥着，一起上楼。都说时间久了夫妻的感情会变淡，可他们结婚 3 年了，依然恩爱如初。

　　男人一边开车一边想，这时候女人一定做好了丰盛的晚餐在等他，也许有他喜欢的红烧牛肉或者一瓶红酒、两支红蜡烛，女人一向喜欢浪漫，很会营造气氛……

　　明亮的闪电像银蛇一样划过，一个雷，紧接着又一个，霹雳一样不断在他的头顶炸开，顷刻间暴雨如注。街上的行人慌乱起来，一辆辆出租车像离弦的箭，从他的眼前一闪而过。他收起车前的空车标志，调了头准备回家。

　　他拿出手机，准备给妻子打个电话，却发现手机没电了。这时候，一个女人拦在车前，蓬乱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车窗玻璃上，急切地说：“师傅，麻烦送我去医院。”他本想拒绝，可是他看到女人痛苦扭曲的脸和高高隆起的腹部，马上打开了车门。

　　从医院回来，雨越下越大。街上的积水已经淹没了车的底盘，终于，在过铁道涵洞时，他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车陷在桥下的积水里，熄了火。

　　他看看四周，这个涵洞有些偏僻，很少有车辆通过，他也是因为着急回家，才抄了这条平日不走的近道。已经 10 点半了，男人心急如焚。他知道女人一定等急了，他想象得出，女人怎样坐立不安地一遍遍打他的电话，电话不通，更会加深她的恐惧，她也一定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望眼欲穿。她一定会以为他出了意外……

　　不能再等下去了，男人决定拿上那 3 朵玫瑰和蛋糕，步行回回家。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主持人你好，我想对我先生说几句话……

　　他一动也不敢动，仔细听着那个从车上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我先生是位出租车司机……今晚下了暴雨，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联系不到他，只好借助这个节目告诉他：在驾驶座下面，有一个小木盒子，里面有手机的备用电池，还有一个备用手机，第二个格子里有他的胃药，药盒下面有一个记事本，上面记着汽车修理厂的电话、急救电话、报警电话、火警电话等。其实这些电话他都知道，我就怕他一时着急忘了……我想告诉他：亲爱的，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我永远爱你。”

　　男人静默了很久，突然手忙脚乱地去翻车座下面的盒子。他的手有点抖，装了三次才将备用电池装好。他正要拨出那一串熟悉的号码，手机却欢快地响了起来，她几乎是一连串地问，你在哪儿？好好的吗？怎么不说话？让我听听你的声音……男人的声音有些嘶哑，他说，这鬼天气……

　　将玫瑰和蛋糕包起来，男人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往回走。暴雨仍然下着，狂风狠狠地把商店的招牌揭下来摔得粉碎。走过第三条街，借着路灯的亮光，他看到对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么清瘦、那么惹人怜爱。雨水让他的视线有些模糊，他对着手机喊道，是你吗？听不到回话，却看到对面的人急急地向他奔来，由于跑得太猛，那个人被马路上的道牙绊倒在地上。

　　他迈开大步跑过去，扶她起来。他说：“宝贝，生日快乐！”

#每日一文

# 猫

*安妮宝贝*

　　凌晨两点多入睡，五点左右，天色未亮，被猫咪惊醒。它也许刚睡醒，蹿到枕头边贴近我的身体，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流连之后跳下床去，在客厅里玩耍，发出追逐小球和兔皮老鼠的声音。

　　有一天早上起身，看到床的一侧放着鼠杆玩具，想来它半夜玩得兴起，把玩具叼到了床上。

　　它身上规则的黑白条纹来自生命的秩序。玻璃球般的绿色眼珠，在黑暗中熠熠闪光。风从窗外吹进来，拂动窗帘，它耸起鼻子捕捉季节的味道。睡觉时，蒙住自己的脸，蜷缩起柔软的爪子，温软的小小蹄肉呈现粉红色。小嘴巴总是有一股鱼腥味。

　　有时它独自静悄悄趴在窗边发呆，有时玩抓耗子游戏。有时它对人厌倦，故意躲起来不见。我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寻找它，叫唤它的名字。在某个角落发现它，它趴伏在黑暗中，听而不闻。此刻它显得这样骄傲。有时它有深深的眷恋和依赖，我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有时它在沙发上紧张地舔毛，这样急迫，仿佛这是折磨它的事情。它把身上脱落的碎毛舔进肚子里，在不被发觉的深夜呕吐，吐出大颗坚硬的毛球。

　　它清洁自己。睡觉。对着窗外凝望。独自玩耍。喜欢厨房，卫生间，柔软的睡床，窗台，以及任何隐蔽的可以使自己不被发现的角落。对一切声响气息和事物有敏感及好奇。它凝望电脑屏幕，凝望电视，或者长时间凝望窗外的风景。这个世界它是否有参与感及试图对此保持理解，不得而知。我不知道它是否有抑郁的倾向。每次看见我独自在房间里哭，它会露出吃惊的表情，悄悄蹲在床边，一动不动地仰头看着我。这一定是它无法辨识的方式。它轻声叫唤，空气中充溢着轻柔声音所散发出来的无助。这种声音会成为我对它的回忆。

　　它如同从天上搭路而来的小小顽童。这样美，这样安静，与世隔绝地生存。也一样会衰老，会死去，会化作尘土。

　　一只猫拥有期限。也许能够在身边停留十五年。我会忘记计算剩下的日子，一天一天，时间如此迅疾。如果人能够明白自己与一种事物共同存在的期限所在。我因此而对它充满宠溺。

　　从未如此对待过身边的人。我们彼此无法计算能够在一起的期限。有些人见过一晚，就再没见过。有些人过了两三年，以为能够再度过更长的时间，某天也就不告而别。我们无法判断猜测时间的广度和深度。分离的人，再不见面的人，对各自来说，就如同在这个世间已经消亡一样。音信全无。这是一种处境。

　　如果能够有对时间的更多的把握性，也许我们会对彼此更为珍重。

#每日一文

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每一张木制座椅都透出一股凉意。我们原来坐在车厢中部，但那儿的窗玻璃被打碎了，因此父亲领着我走到了车厢尾部，那儿临近厕所，隐约地会飘来一股尿味，但毕竟暖和多了。我记得父亲脱下他的蓝呢子中山装裹在我身上时我问过他，这火车没有人？就我们两个人？父亲说，今天天气不好，又是慢车，坐这车的人肯定就少了。

　　火车快要启动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个人，他们挟着车窗外的寒气闯进那节车厢，四个男人，三个年轻的都穿着军用棉大衣，只有那个年长的戴口罩的人穿着与我父亲相仿的蓝呢子中山装，他们一进来我就知道外面的雪下大了，我看见那些人的帽子和肩头落满了大片的雪花。

　　我想说的就是那四个匆匆而来的旅客，主要是那个戴口罩的老人，让我奇怪的是他始终被另外三个人架着挤着，他们走过我们身边，选择了车厢中部我们原先坐过的座位，他们好像不怕那儿的冷风。我看见那个老人坐在两个同伴中间，他朝我们这里转过头来，但那个动作未能完成，那个花白脑袋好像被什么牵拉着，又转了回去。隔着座椅，我看见的是几个僵硬的背部，有一个人摘下头上的帽子拍了拍雪，仅此而已，我没有听见他们说过一句话。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父亲。

　　不知道。我父亲也一直冷眼旁观着，但他不允许我站起来朝那群人张望，他说，你给我坐着，不许走过去，也不许朝他们东张西望。

　　火车在一九六九年的风雪中驶过原野，窗外仍然是阴沉沉的暗如夜色，冬天闲置的农田里已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衣。父亲让我看窗外的雪景，我就看着窗外，但我突然听见车厢中部响起了什么声音，是那四个人站了起来，三个穿棉大衣的人簇拥着戴口罩的老人穿过走道，朝我们这里走来。我很快发现他们是要去厕所，让我惊愕的还是戴口罩的老人，他仍然被架着推挤着，他的目光从同伴的肩上挤出来，盯着我和父亲，我清晰地看见他的眼泪，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满眼是泪！

　　虽然我父亲用力把我往车窗那侧拉拽，我还是看到了三个人一齐挤进厕所的情景，其中包括戴口罩的老人。另外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外，他比我哥哥也大不了多少，但他向我投来的冷冷一瞥使我吓了一跳，我缩回了脑袋，轻声对我父亲说，他们进厕所了。

　　他们进厕所了，进去的是三个人，但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没有出来，出来的是两个年轻人，我听见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站在车厢连接处耳语着什么，我忍不往悄悄歪过脑袋，看见的是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其中一个正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

　　我看见的是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他们推开另一节车厢的门，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不知道戴口罩的老人怎么样了，我很想去厕所看一眼，但我父亲不准我动弹，他说，你给我坐着，不许走过去。我觉得父亲的神态和声音都显得很紧张。不知过了多久，列车员领着一群带着锣鼓铜钹的文艺宣传队员走进我们这节车厢，我父亲终于把一直抓着我的手松开，他舒了一口气说，你要上厕所？我带你去吧。

　　厕所的门虚掩着，推开门时一阵狂风让我打了个哆嗦，我一眼发现厕所的小窗敞开着，风与雪一起灌了进来，厕所里没有人，那个戴口罩的老人不见了。

　　那个老人不见了。我大叫起来，他怎么不见了？

　　谁不见了？父亲躲避着我的眼睛说，他们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了。

　　那个老人不见了，他在厕所里。我仍然大叫着，他怎么会不见了？

　　他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了，你不是要撒尿吗？我父亲望着窗外的风雪说，这儿多冷，你快点尿吧。

　　我想撒尿，但我突然看见厕所潮腻的地上有一张扑克牌，说出来你简直无法相信，那正是一张红桃 Q，我一眼就看见那是红桃 Q，是我丢失了而又找不回来的红桃 Q，你完全可以想到我的举动，我弯腰捡起了那张扑克牌，准确地说是抢起了那张扑克牌，我抹去了扑克牌上的泥雪，向我父亲挥着它，红桃 Q，正好是一张红桃 Q！我记得我父亲当时急速变化的表情，错愕，迷惑，震惊，恐惧，最后是满脸恐惧，最后我父亲满脸恐惧地抢过那张红桃 Q，一扬手扔到窗外，嘴里紊乱地叫喊着，快扔掉，别拿着它，血，牌上有血！

　　我敢打赌那张扑克牌上没有一滴血迹，但我父亲那么说似乎并非谵妄之言，一九六九年的上海之旅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神秘的句号。关于那个戴口罩的老人，关于那张红桃 Q。整个童年时代我父亲始终拒绝与我谈论火车上的那件事情，因此我一直以为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是个哑巴，直到前几年我已能与父亲随便地谈论所有陈年往事时，他才纠正了我记忆中错误的这一部分，你那时候还小，你看不出来，父亲说，他不是哑巴，肯定不是哑巴，你没注意他的口罩在动，他的舌头，他的舌头被，被他们，被……

　　我父亲没有说下去，他说不下去，他的眼睛里一下子沁满了泪，而我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其实我也不喜欢多谈这件事情，多年来我常常想起火车上那个老人的泪水，想起他的泪水我心里就非常难受。

　　无论如何红桃 Q 仅仅是一张扑克牌而已。现在我仍然喜欢与朋友一起玩扑克，每次抓到红桃 Q 时我总觉得那张牌有某种异常的分量，不管是否适合牌理，那张牌我从不轻易出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习惯把那张牌留到最后。

#每日一文

# 刻在树上的记号

*都筑道夫*

　　六年之间，东京已变成到处都是汽车。而且，居然会有汽车开到人行道上来，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就在这大吃一惊的一刹那，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林田幸造，紧紧地搂住吉冈，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好容易才服满了刑期，但是，在刚刚成为一个自由人，还不到三个小时的当儿，却又变成一个不能自由行动的人，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看来吉冈只不过是脚部骨折，而林田，他自己也明白，伤势是十分严重的。就在医院动手术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是要死的了，但是，就这样死掉，我是死也不瞑目的。听到我说话吗？吉冈。你大概很快就会好起来。我有个最后的请求，请一定要答应我。”

　　在夜深人静的病房里，林田一面强打精神，一面吃力地同邻床悄悄地说。

　　“在名古屋，我有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要是能把我的钱送到她手里，就分给你三分之一。即使三分之一，也有一百三十三万。这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女儿的住址。”

　　林田拿出那张纸条。吉冈用手接过来说：“这么多钱，放在什么地方？”

　　“埋在地下，用油纸包着，分做两包，总共有四百万。虽然是埋在繁华的东京，但那里和乡村一样，十分偏僻，要走很远的路，是一个有梅林的地方。”

　　林田详细地交代了埋钱的地方之后说道：“钱是埋在梅林中的一棵树根底下。树上已经做了记号，你就放心吧。即使是细心的家伙看到也不会产生怀疑。这个记号是刻在树上的一个图案：一颗心上面插着一支箭。这支箭的箭羽，上面是四根毛，下面是三根毛。这就是识别记号的标志。”

　　“四百万，是一万元一张的钞票，四百张吗。”

　　“是一捆一捆的四十捆。那个时候既没有一万元一张的，也没有五千元一张的钞票。”

　　“这就是你犯案因而被捕的那笔钱吧？一直藏到现在，真了不起啊。我可以把钱送给她，但是，要分给我一半。”

　　“没有办法，就这样吧，不过，要是你不送去，我就变作厉鬼来找你算账。不信，就试试看。”

　　林田的声音，充满了信心。这是一笔让他朝思暮想，死也忘不了的钱。原来是两人合伙抢来的。他的同伙在作案的第二天，因为拒捕被开枪打死了，他这次不过是为了搞到远走高飞的路费才去作案的，但是没有成功。实际上，真正独吞这笔巨款的人正是林田本人，而已死的同伙是无法在法律上提出异议的。

　　“好吧我一定给你送到。”

　　就这样，吉冈答应了林田。但是吉冈的伤却一直没有治好，好容易才出院，却正赶上一直以为自己受了重伤的林田也在同一天出院。林田一出院马上就说：“前些日子，咱们讲的那些话，你就把他忘了吧！”但是吉冈不同意。当天晚上，他们住在一个简易旅馆里，第二天匆忙地赶往车站，在旅馆里，在路上，林田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哀求吉冈，可是吉冈却一边甜甜地笑着，一边坚持非要一半不可。在车站的站台上，他说：“难道分一半还不行吗？这笔钱，我要是想全部恭领，也不是办不到的。”

　　冷不防，林田一下子把面带奸笑的吉冈推倒在铁路上。不消说，他是瞄准了火车进站的那个时刻。在一片混乱之中，林田溜出了车站。当他按着计划好的路线，走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然而，非但没有发现自己做的记号，就连梅林本身也没有找到。他向过路的人很随便地打听了一下。回答是：“啊，你问的是挖出巨款的那一片梅林吧。瞧，盖了新房子的那一带，就是原来的那一片梅林。”

　　六年之间，东京已经到处盖满了房子。

#每日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