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收入与贫富：K 型之殇

　　“在我曾祖父的时代，第一地球 60% 的财富掌握在 1000 万人手中：在爷爷的时代，世界财富的 80% 掌握在 1 万人手中：在爸爸的时代，财富的 90% 掌握在 42 人手中：在我出生时，第一地球的资本主义达到了顶峰上的顶峰，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本奇迹：99% 的世界财富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这个人被称作终产者。”作家刘慈欣在他的短篇科幻小说《赠养人类》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科幻小说中的场景虽然距离现实很遥远，但关于财富的分配问题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一直存在着。从原始社会、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可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21 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研究发现，从工业革命至今，只有一战到冷战结束之间的几十年里，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与收入差距经历了持续的下降，其他阶段这些差距都在持续上升。

　　社会组织复杂化、技术发展和垄断，以及金融自由化、产业空心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财富不均等的加剧。自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产生以来，金融自由化和债务杠杆在加速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贫富的分化。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甚至导致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爆发。危机冲击下各国决策层形成了宽松刺激政策托底需求的路径依赖，但依靠利率曲线下移推动的需求是以推高杠杆和债务累积为代价的。举债终究是要还的，负债是以未来的收入为基础的。杠杆和信贷刺激了市场的虚假繁荣，金融体系自身也有顺周期性的特点，资本家又受利益驱使盲目扩大生产，但长期来看，没有有效需求支撑的生产最终会过剩。刺激政策本身不能够根本解决收入和分配的问题，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或以危机的形式完成出清之前，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的中枢仍然趋于下行。近百年来的两次大危机—1929 年经济大萧条、2008 年金融危机—背后都有分配矛盾累积的影子。历史上战争的爆发和王朝、政权的更迭背后，也大多是贫富分化、社会阶层撕裂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试图解释一种自由市场模型下市场起主导作用的分工和分配的体系一理想化下的实现自我再平衡的机制。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的平等分配。但当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时，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债务扩张和分配失衡等核心矛盾，只能延缓问题的爆发。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市场失灵，因此主张强化政府干预；另一种认为危机是由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因此应当减少政府干预，让经济自动恢复，政府应当采取放任的经济政策。经济学派先后有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主张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

　　库兹涅茨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先是上升，继而下降，收入分配不平等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呈“倒 U”形状。然而近年来，库兹涅茨的理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陆续遭遇挑战。即便在劳动收入分配相对公平的国家，财富水平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贫富不均，也在逐步加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神秘的经济力量或市场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必须依靠政策的干预。

　　从强调自由竞争和效率，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经济模式，到强调二次分配作用，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模式，全世界各国由于具备不同资源票赋、政治体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在调节国内的分配矛盾、平衡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时探索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从消灭绝对贫困到实现共同富裕，从推动改革降低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到反互联网垄断防正资本无序扩张，我们在共同富裕方面的探索，也为世界解决收入不平等、实现包容性增长等难题贡献了中国的思想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