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的理性说服没有见效。事情不见好转。每每问及他们，总是说好好好，会打扫会打扫。但是第二天进到厨房，还是我在上面描述的情形。
然后，我进入了愤怒声讨阶段，我不再跟他们正面交涉，贴的纸条上也没有了“非常感谢”。甚至有两次和当事人发生正面的冲突。还有一次，我一走进厨房看见灶台史无前例的油腻，柜台史无前例地混乱，忍无可忍发了一次 5.5 级的脾气。那次，我贴在橱柜上的 note 是小诗一首：
为什么就不能打扫一下呢？
为什么？
享受脏？
热爱惹毛别人？
操你大爷。
当然，那首小诗很快被人扯了下来。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转了。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
顺便说一句，大家不要以为是我有洁癖。这一点，我妈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事实上，其他几个室友，都跟我抱怨不断，只不过他们用厨房相对少，所以也没有我这么难以忍受。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过的那个老头 Steve，也告诉我这是“30 年来碰到的最脏的一屋人”。那个时不时炒炒鸡丁的美国女孩，也告诉我她已经“害怕去厨房”了。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做饭频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星期 4、5 次降到一个星期 1、2 次。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走进厨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乱臭，仿佛是又挨了 ABCDE 合起伙来煽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因为我做这个居住顾问，学校让我免费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 搬进来（期间 A 搬走）。很快，他们融入了我们厨房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 Steve 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没有最脏只有更脏。到这个阶段，说实话，我反而豁然开朗，“出离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饭了，搞乱厨房的“黑手”同时也成了自己行为的“受害者”——把其他所有本来也爱做饭的人挤走吓跑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 A 要去收拾 B 丢在池子里的垃圾，C 要把菜板放在 D 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活该，我心想，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只有以毒攻毒，以暴制暴。
话又说回来，我自己每次做完饭后，还是要照样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不但把自己做饭那一块儿擦干净，而且把其他人弄脏的地方擦干净。为了方便那些愿擦灶台的人，我甚至买了 8 卷卫生纸，免费提供给那些愿意打扫的人。我用我的方式，对他们表达无声的抗议。
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都发愁过这些个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象 2000 年前那样思考如何发明轮子、如何使用耕牛了，但是今天的我们仍然在思考如何构造一个社会秩序使得人与人之间不互相残杀、互相伤害、甚至还能够丰衣足食。我们的大脑几千年来飞速进化发展，而我们的人性并不比 2000 前完善多少。我不知道当初那些哲学家的思考是不是由于和老婆就厨房卫生问题掐架引起的，反正我觉得，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
自由主义者假定人性自私，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说自由主义假定每个人都很自私，而是说人性可能非常自私。秦晖老师说过，十个人里面有一个自私，自由主义的假定就成立了。而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十个人里面必须十个都无私。哪个前提假设更苛刻，显而易见。
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弊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比如，如果我们规定，每打扫一次卫生，发奖金 100 块，估计大家都得抢着去打扫了。又比如，如果我们规定，凡是不打扫卫生的人，都要挨一个黑人肌肉男的暴打，估计大家也都硬着头皮去打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私有产权来实现责权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来强制实施法律。
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强烈集体观念的，或至少能够被说服得有集体观念的，那就不需要奖罚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象我这个政治辅导员那样，与大家苦口婆心地畅谈人生理想，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谈到毛主席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从江书记的以德治国讲到胡书记的和谐社会，唐得大家头痛欲裂精神恍惚，宁愿老老实实去打扫厨房，也不愿听我的哄嘛密嘛密哄，那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是显然，我的“思想改造”行动失败了。这就要回归制度了。如果我能够慷慨地每天花 100 美元“悬赏打扫”，或者雇佣一个黑人肌肉男每天跑到我们厨房来举哑铃，制度当然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我没有、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钱。如前所述，我们的居住合同里面明文规定了做饭以后必须打扫卫生，应该说是有相关制度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制度实施的成本太高了。从道理上来说，如果我把这个案子提交给学校的居住办公室，闹到把他们扫地出门，这是一个对他们不打扫卫生的“制度惩罚”。但是，我要“立案”，必须首先揪出在他们这群人当中到底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真正的、持续的“凶手”，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厨房里守着，看谁做了饭，谁没有打扫卫生，而我们这个厨房，大家做饭时间可以从早上 8 点蔓延到午夜 2 点，我没有时间精力、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时间精力去站在厨房守株待兔。更不要说这其中可能牵涉到的正面冲突、死不认帐、他们联合倒打一耙、与居住办公室周旋、时间上的漫长周期。作为一个“理性人”，对我来说，更“划算”的做法，是少做饭、少去厨房、狂吃沙拉和中国外卖而已。
这就是说，虽然“思想改造”失败了，但是“制度奖罚”的成本也太高。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维持一个“和谐厨房”呢？事实上，我住在这个宿舍前三年的经历，证明了一个“和谐厨房”不是不可能的呀。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一个最平庸的解释：自觉。而责任的自觉、公德的自觉、对制度条文的尊重、对他人的体谅、对环境的爱护，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这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事实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举着哑铃的黑人肌肉男的力量。但是，由于制度涉及到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会大妈的身份，召集宿舍里几个经常做饭的人，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说实话，主要并不是因为愤怒。事实上，我早不 care 了，反正过几个月就搬走了，3、4 月份还要回国一趟，现在也很少做饭，所以我还能在这个厨房做饭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实在没有理由 care 厨房的风景是否怡人。我开这个会，更主要的，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实验感。就“科学”而言，无论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论理学哪个角度，我都想了解这种“宁可让自己痛苦也不能让别人好过”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形成、运转的。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甘心自己带着这个失败的烙印“卸任”，我想说服自己，人的自私、狭隘、不负责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复自己对人性的信心。我想在“退休”之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说服同宿舍的几个人做饭后打扫卫生，我怎么能去说服自己相信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最推崇的“协商式民主”观念呢？我怎么能够承认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沟通理论、协商民主，发达的公民社会，正是我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情感上最向往的东西。对理性的信念，说得严重一点，是象文字、音乐、辣酱那样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
应该说，这次会议还算是一个团结、胜利、圆满的大会。自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从来都是打扫卫生的，每个人都认为打扫卫生是应该的，每个人都宣称以后一定会好好打扫卫生。至少，这说明大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观。
第二天晚上走进厨房，做饭已经偃旗息鼓的厨房……依然是横尸遍野。
我不愤怒，但是恐惧。
仿佛一部恐怖片定格在最后一个幸存者一转身时恐惧的眼神里。
摘自《送你一颗子弹》
#每日一文
然后，我进入了愤怒声讨阶段，我不再跟他们正面交涉，贴的纸条上也没有了“非常感谢”。甚至有两次和当事人发生正面的冲突。还有一次，我一走进厨房看见灶台史无前例的油腻，柜台史无前例地混乱，忍无可忍发了一次 5.5 级的脾气。那次，我贴在橱柜上的 note 是小诗一首：
为什么就不能打扫一下呢？
为什么？
享受脏？
热爱惹毛别人？
操你大爷。
当然，那首小诗很快被人扯了下来。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转了。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
顺便说一句，大家不要以为是我有洁癖。这一点，我妈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事实上，其他几个室友，都跟我抱怨不断，只不过他们用厨房相对少，所以也没有我这么难以忍受。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过的那个老头 Steve，也告诉我这是“30 年来碰到的最脏的一屋人”。那个时不时炒炒鸡丁的美国女孩，也告诉我她已经“害怕去厨房”了。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做饭频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星期 4、5 次降到一个星期 1、2 次。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走进厨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乱臭，仿佛是又挨了 ABCDE 合起伙来煽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因为我做这个居住顾问，学校让我免费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 搬进来（期间 A 搬走）。很快，他们融入了我们厨房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 Steve 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没有最脏只有更脏。到这个阶段，说实话，我反而豁然开朗，“出离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饭了，搞乱厨房的“黑手”同时也成了自己行为的“受害者”——把其他所有本来也爱做饭的人挤走吓跑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 A 要去收拾 B 丢在池子里的垃圾，C 要把菜板放在 D 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活该，我心想，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只有以毒攻毒，以暴制暴。
话又说回来，我自己每次做完饭后，还是要照样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不但把自己做饭那一块儿擦干净，而且把其他人弄脏的地方擦干净。为了方便那些愿擦灶台的人，我甚至买了 8 卷卫生纸，免费提供给那些愿意打扫的人。我用我的方式，对他们表达无声的抗议。
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都发愁过这些个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象 2000 年前那样思考如何发明轮子、如何使用耕牛了，但是今天的我们仍然在思考如何构造一个社会秩序使得人与人之间不互相残杀、互相伤害、甚至还能够丰衣足食。我们的大脑几千年来飞速进化发展，而我们的人性并不比 2000 前完善多少。我不知道当初那些哲学家的思考是不是由于和老婆就厨房卫生问题掐架引起的，反正我觉得，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
自由主义者假定人性自私，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说自由主义假定每个人都很自私，而是说人性可能非常自私。秦晖老师说过，十个人里面有一个自私，自由主义的假定就成立了。而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十个人里面必须十个都无私。哪个前提假设更苛刻，显而易见。
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弊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比如，如果我们规定，每打扫一次卫生，发奖金 100 块，估计大家都得抢着去打扫了。又比如，如果我们规定，凡是不打扫卫生的人，都要挨一个黑人肌肉男的暴打，估计大家也都硬着头皮去打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私有产权来实现责权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来强制实施法律。
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强烈集体观念的，或至少能够被说服得有集体观念的，那就不需要奖罚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象我这个政治辅导员那样，与大家苦口婆心地畅谈人生理想，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谈到毛主席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从江书记的以德治国讲到胡书记的和谐社会，唐得大家头痛欲裂精神恍惚，宁愿老老实实去打扫厨房，也不愿听我的哄嘛密嘛密哄，那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是显然，我的“思想改造”行动失败了。这就要回归制度了。如果我能够慷慨地每天花 100 美元“悬赏打扫”，或者雇佣一个黑人肌肉男每天跑到我们厨房来举哑铃，制度当然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我没有、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钱。如前所述，我们的居住合同里面明文规定了做饭以后必须打扫卫生，应该说是有相关制度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制度实施的成本太高了。从道理上来说，如果我把这个案子提交给学校的居住办公室，闹到把他们扫地出门，这是一个对他们不打扫卫生的“制度惩罚”。但是，我要“立案”，必须首先揪出在他们这群人当中到底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真正的、持续的“凶手”，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厨房里守着，看谁做了饭，谁没有打扫卫生，而我们这个厨房，大家做饭时间可以从早上 8 点蔓延到午夜 2 点，我没有时间精力、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时间精力去站在厨房守株待兔。更不要说这其中可能牵涉到的正面冲突、死不认帐、他们联合倒打一耙、与居住办公室周旋、时间上的漫长周期。作为一个“理性人”，对我来说，更“划算”的做法，是少做饭、少去厨房、狂吃沙拉和中国外卖而已。
这就是说，虽然“思想改造”失败了，但是“制度奖罚”的成本也太高。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维持一个“和谐厨房”呢？事实上，我住在这个宿舍前三年的经历，证明了一个“和谐厨房”不是不可能的呀。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一个最平庸的解释：自觉。而责任的自觉、公德的自觉、对制度条文的尊重、对他人的体谅、对环境的爱护，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这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事实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举着哑铃的黑人肌肉男的力量。但是，由于制度涉及到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会大妈的身份，召集宿舍里几个经常做饭的人，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说实话，主要并不是因为愤怒。事实上，我早不 care 了，反正过几个月就搬走了，3、4 月份还要回国一趟，现在也很少做饭，所以我还能在这个厨房做饭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实在没有理由 care 厨房的风景是否怡人。我开这个会，更主要的，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实验感。就“科学”而言，无论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论理学哪个角度，我都想了解这种“宁可让自己痛苦也不能让别人好过”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形成、运转的。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甘心自己带着这个失败的烙印“卸任”，我想说服自己，人的自私、狭隘、不负责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复自己对人性的信心。我想在“退休”之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说服同宿舍的几个人做饭后打扫卫生，我怎么能去说服自己相信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最推崇的“协商式民主”观念呢？我怎么能够承认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沟通理论、协商民主，发达的公民社会，正是我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情感上最向往的东西。对理性的信念，说得严重一点，是象文字、音乐、辣酱那样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
应该说，这次会议还算是一个团结、胜利、圆满的大会。自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从来都是打扫卫生的，每个人都认为打扫卫生是应该的，每个人都宣称以后一定会好好打扫卫生。至少，这说明大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观。
第二天晚上走进厨房，做饭已经偃旗息鼓的厨房……依然是横尸遍野。
我不愤怒，但是恐惧。
仿佛一部恐怖片定格在最后一个幸存者一转身时恐惧的眼神里。
摘自《送你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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