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

　　日本社会在进入千禧年后剧烈的 K 型分化，和小泉内阁奉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有密切的关系。小泉认为，在经济泡沫破裂后，当务之急是优先发展经济，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社会公平的优先级要让位于经济发展。用小泉政府发言人的原话说，“格差扩大只是表象，格差有何不好”。在日本政府当局看来，如果强调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只会养出许多懒汉。只有充分竞争以及给予竞争中的优胜者足够多的经济物质奖励，才能彻底激发日本民众的工作动力。为此，小泉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措施，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包括降低边际所得税率、压降公共事业投资支出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

　　然而，这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和施政理念似乎有些过犹不及。正如老子所说的，过刚者易折，刻意寻求扩大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为日本带来有效的经济增长。2000 年日本 GDP 增速为 1.4%，到了 2001 年则变成-0.7%，而在 2002 年进一步恶化为～1.3%，格差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有力刺激经济增长，反倒使得经济出现倒退。同时，社会阶层的 K 型分化和撕裂，为社会治安增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例如，日本每 10 万人的谋杀犯罪率 2000 年为 0.53 人次，至 2004 年小幅上升至 0.55 人次，看似提升幅度不大，然而背后的代价是警察经费支出较 1990 年代同期大幅增长 30.6%，也就是说日本将更多的财政经费用在了治安维护上，才勉强控制了国内治安环境不至于因为社会阶层分化而出现动荡。

　　另外，社会的 K 型分化也降低了年轻人的发展欲望。日本在 2000 年度开始流行一个词，叫作“啃老族”，后来发展为“尼特族”（尼特为日语对英语缩写词 NEET 的发音，NEET 的全称为 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尼特族和宅家族是同一个含义，用来指代那些不出家门、不参加工作、不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后来也泛指全年龄中具有上述特征的人。日本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 年日本 20～29 岁的年轻人中，共有 105 万人处于无业状态，而仅仅在 10 年前，也就是 1990 年，这一数据为 41 万人，10 年间日本的尼特族人数暴增 156.1%。同时，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0 年全日本约有 200 万个自由职业者，这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是不连续并且不稳定的。根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工资结构基本调查》白皮书的估算，每名日本企业的正式员工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收入约为 20791 万日元，非正式雇员约为 10426 万日元，而自由职业人员约为 4637 万日元。也就是说，是否成为企业正式员工，对于一个普通日本人来说，其终身收入将天差地别：非正式员工的收入仅为正式员工的一半，而自由职业人员的收入仅为正式员工的 22% 左右。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显示出雇佣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也反映出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下，年轻员工对于未来不抱希望的心态的来源。

　　也许正如小泉内阁所称，“格差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现象”。K 型分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不仅仅是日本独有的现象，英美等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强国，也存在着内部收入分配不均和代际阶层固化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是小泉政府放纵日本社会阶层撕裂的借口。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食的理念，尽管在经济学意义上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但是放到社会层面，却显得过于无情。一个运行合理的社会，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而应该具有一些人道主义温情；一个现代化国家，不应当只鼓励强者恒强、全民丛林法则式的开拓进取，而应该对弱者伸出援手、施以同情。

　　《旧唐书·魏徽传》中这样写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鉴往知来，日本社会二战后数十年的发展，以及最近几十年的社会阶层 K 型分化与撕裂，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我们应该寻求怎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力争避免日本踩过的坑？我们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六大方面。

　　（1）效率和公平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从日本的经验看，从二战后重建到经济泡沫兴起，日本政府对社会公平的建设还是比较成功的，较高的边际税率和稳健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使得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均衡发展。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为了快速使经济重新繁荣，日本政府放弃了公平性建设，转而采取追求经济增长的施政方针。从 2000 年开始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最终促成日本今天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撕裂。事实上，我们从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的发展经验看，效率和公平并非完全的取舍关系，二者在某些阶段是可以共存的。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情况看，曾经的终身雇佣制度和相对的高社会福利支出，并未拖垮日本财政，反倒激发了经济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人以稳定和信心的社会氛围，要比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更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试想，如果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的收入稳定性都没有信心，又如何全力以赴地参与工作呢？

　　（2）确保教育公平，人人都有机会享受优质教育。我国古代先哲曾经提出“有教无类”的理念，认为无论家境和资质如何，学生都应当受到同等的教育。从日本泡沫经济后期至今的教育政策看，日本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公立教育精英化，私立教育贵族化”。自从实施宽松世代的教育政策后，日本的课外补习班和学历崇拜等现象较泡沫经济前有所改善，平民子弟也看似有更多机会进入优质的公立学校。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却与官方最初的施政理念背道而驰。在激烈竞争的年代，日本的阶层流动性在历史上是相对较高的，而在宽松教育政策实施后，尼特族和宅家族等反倒大量出现。2000 年后，日本政府对于公共支出预算的削减，其中大幅压降的是教育经费投入。日本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约为 4%，同期这一比重英国为 5.0%，法国为 5.9%，丹麦为 8.2%。“再穷不能穷教育”并非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一项关乎社会公平的措施。只有将对教育的投入落到实处，才能保持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性。

　　（3）保障就业优先，缩小职业收入差距。有一份正当且稳定的工作，是获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共同愿望。如果社会上存在大量失业的年轻人，社会各个阶层就会出现分化及固化，整个社会将变得死气沉沉，进而陷入动荡。无论在哪个国家，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保障就业，是维护社会安定与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消除就业歧视，让各种人都能有机会获得适合自己的工作；其次，要做到同工同酬，在法律的意义上保障相似的工种收入大致相同，同时要打击企业利用劳务派遣和外包等方式绕开法律管制，人为扩大收入差距的行为；最后，还要完善工作时间分配和最低工资制度，避免少数人的无偿加班行为抢占其他人的就业机会，也要让以灵活方式就业或兼职的人有最低收入保障。

　　（4）强化政府的二次收入分配功能。从欧洲各国的经验看，由于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社会成员个体间的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在于政府如何做好二次收入分配，以促进社会公平。以德国、瑞典和丹麦为例，其初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436、0.487 和 0.42，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较大，然而经过政府的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作用后，二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282、0.230 和 0.217，成功地将基尼系数控制在较低的区域。如前文所述，日本政府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的一系列税制改革，将所得税边际税率从 70% 降低至 37% 左右，实际上是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这一点，后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中应当引以为戒。

　　（5）构建社会安全网，增强群体安全感。在前文中，我们看到日本的小泉内阁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幅压降社会福利支出，人为制造“格差社会”。其实，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说，政府存在的一大作用便是为社会底层民众提供兜底性质的社会保障，让一部分因为意外、天灾或其他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人生活得不至于太过悲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拖累，反而可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当创业者知道即便自己创业失败，也不至于陷入一穷二白的无保障生活中时，他会有更强的动力从事创造性活动。同时，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社会安全感的增强，减少社会矛盾，尤其是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繁荣的起点。

　　（6）弥合地域性差异，做到全国一盘棋，经济全面协调并可持续发展。从日本的经济发展历程看，在二战后的经济修复期、神武景气期以及后来的泡沫经济期等经济总量飞速发展期，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各地民众都享受到了经济高速增长释放的红利。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经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日本各地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便一一暴露出来。日本巨大的区域性经济差异，与三大都市圈的虹吸效应以及日本政府有意压减公共事业特别是基建投资支出，是有密切关系的。大都市圈会吸引产业和人口聚集，而就业机会和人力资源的过度集中，又会反过来加速小地方经济的落后与衰退。基于公共事业的财政支出具有福利性和再分配性质，压降此类支出等于变相削弱了经济体内部的平衡能力，最终使得社会 K 型分化日益严峻。

学者佐藤俊树的研究，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高级白领家庭职业的代际相关系数约为 0.4，也就是说白领阶层的孩子较大概率不再继续从事白领工作；蓝领家庭职业的代际相关系数约为 0.5，虽然略高于白领阶层，但整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仍然较多。但是，进入 2000 年后，日本社会的代际固化现象愈演愈烈，政治家大多具有家学传承，而医生群体中有超过 40% 的家庭子女职业仍然为医生。这就意味着子承父业成为当代日本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人的出身大概率决定了其职业前途和终身命运。阶层代际固化的恶果就是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丧失，唯出身论在某些职业领域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同时社会顶层和社会底层的分化无法弥合。

　　导致日本就业市场 K 型分化的重要原因，是如前文所述的日本政府对企业雇佣制度的改革。在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被打破后，兼职类受雇人数和非正式受雇员工数量迅速增长。这两类群体的特点是雇用时间不固定，签约时间短且单位劳动时间的工资报酬低于一般企业的正式员工。企业更愿意选择这些灵活的雇用方式：一方面，做着同样的工作，却只需要支付更低的薪酬；另一方面，非正式雇用和兼职雇用的临时工数量可以跟着项目走，当项目完工后即不再与他们续约，在保障企业生产高峰时人力资源充足的前提下，又可以确保在闲时不为余人员支付额外的薪水。同时，为了规避日本劳动法等针对企业解雇人员需要给予足量补偿的法律，日本企业诞生了“劳务外包”的生产模式，通过与派遣劳务的公司合作来获取劳动力，而不是直接与劳动者签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企业在 199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初，正式雇用的员工数量下降约 400 万人，灵活雇用的员工数量增加 630 万人。

　　雇佣制度的变化加剧了日本社会的 K 型分化。一是参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不再享受企业为其支付的社会保险，在失去了医疗保险、养老金等保障后，生活中一次意外受伤或生病即可让此前的积蓄清零，甚至陷入债务困境。二是参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收入通常只有同样职位的正式员工的 70% 左右，同工不同酬使得他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参与灵活用工的劳动者面临极大的工作不稳定性，上一份工作结束后，下一份工作到来的时间短则数周，长则一年以上，没有稳定的预期现金流收入，这使得他们储蓄和消费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四是日本盛行加班文化，无偿加班使得单人工作量上升，在企业工作的员工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员工的无偿加班使得企业只需要雇用较少的人去完成同样的工作，这就导致原本并不充裕的就业岗位变得更少，长期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薪酬分配制度改革的停滞不前是使得日本社会 K 型分化的又一重要原因。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者工资调整的方式被称为“春斗模式”，即每年春天由工人集体或其代表（通常是工会组织或劳动者代表等）与用人企业进行商讨，根据上一会计年度企业的营收增长情况，劳资双方共同决定本年度的薪酬涨幅。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春斗模式”逐渐瓦解，随着小泉内阁对工会的抑制政策出台，企业不再忌禅工会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新工资决定方式为“一人一议”制。在这个制度下，企业与每个试图涨薪的劳动者进行单独谈判，薪酬涨幅由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商议。同时，由于密薪制的普遍推行，劳动者内部之间形成了信息隔离，互相不知道同僚的工资水平，因而无法对自己的劳动价值客观定价。“一人一议”和密薪制的实行，使得劳动者再也无法以整体的形式对企业要求涨薪，同僚之间的薪酬涨幅也出现了较大的分化，这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起到了负面作用。

　　税收制度缺乏突破加重了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税收的意义在于调节初次收入分配中巨大的不平等，并通过配套的转移支付机制进行“削峰填谷”，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日本政府不断地降低税率，使得税收在二次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与效能持续下降。以所得税为例，日本的所得税采取全球通行的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的人群税收负担也越大。从边际税率来看，1986 年日本的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 70%，2000 年后逐步下降至 37%。边际税率的下调固然激励了高收入人群更加努力地从事创造性工作，但同时也使得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化失去了制约，最终导致二次收入分配机制僵化，社会各阶层出现撕裂。

　　日本社会的 K 型分化，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这样的流量指标的差距上，在家庭财富和社会阶层占比等存量指标上，也无处不体现了日本社会整体看似祥和、实则内部严重失衡的状况。

　　（1）日本的年轻人和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从 OECD 调查的日本各个年龄段的贫困率来看，18 至 25 岁的日本年轻人贫困率为 16.6%，75 岁以上的老年人贫困率为 23.8%，年轻人和老年人是最容易遭受贫穷问题困扰的人群，这也与前文所述的日本对于灵活雇用人员并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其中，老年一人户的贫困率为 43%，这也意味着在日本独居的老年人中，有近一半的人长期在贫困线下挣扎，生活水平难以得到保障。年轻人的日子也并不是特别好过，统计显示，户主为 29 岁以下的家庭贫困率为 25.9%，即日本年轻人家庭超过 1/4 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无力支撑除饮食和日常消费以外的任何开销。

　　造成日本年轻人和老年人容易陷入贫困的原因是迥异的。如前文所述，灵活雇佣制和废宅文化造成了年轻人工作机会不稳定，收入连续性缺乏保障，以及在失业后容易放弃进一步寻求新工作，进入彻底自暴自弃的状态。同时，日本的最低薪酬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在 OECD 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对于劳动者兜底性质的收入保障较弱，社会阶层分化较明显。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高龄老人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同时低生育率使得日本人在进入老年期后，失去家庭内部的转移支付赡养收入，老年生活的财务风险较大。

　　（2）日本富裕阶层板结固化。甲南大学经济系教授森刚志在《日本的富豪研究》中采用了如下的方法定义日本的“富裕阶层”：日本国税厅将年综合缴税额超过 3000 万日元的群体定义为大额纳税人，那么根据综合加权税率倒推，年综合收入在 1 亿日元以上的群体可以被认定为日本的富裕阶层。森刚志的研究显示，日本的富裕阶层职业分布是较为集中的，其中 31.7% 的富人是企业主，15.4% 的富人是医生，11.6% 的富人是企业高管，三者合计占比达 58.7%。以上数据表明，日本富裕阶层有超过一半的人的职业与企业主、企业高管和医生有关。

　　企业主和企业高管长期维持其财富显赫地位，在日本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自二战后经济重建以来，尽管财团和财阀一度被解散、拆分甚至清算，但只要经济从萧条中恢复，财富增速最快的依然是大企业家和大财阀家族。当然，随着科技进步，1980 年代后日本也涌现了一批以 IT 成名的企业家新贵，如日本知名门户网站活力门（Livedoor）的创始人堀江贵文，其身家最高时曾达到百亿美元。

　　医生是另一个富人频出的职业。在日本，医生的供给数是被严格控制的，1990 年全日本医疗从业人数约为 20.3 万人，而到 2000 年初，从业人数仅仅增长至 24 万人，10 年间增长 18.2%，年化复合增速约为 1.7%，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医护人员增长情况。有趣的是，10 年间日本儿科和产科医生人数分别负增长 5.5% 和 38.9%，精神科和整形外科医生人数却分别增长 40.9% 和 80.1%。我们甚至可以从日本的医学生选择职业路径这样的微观数据上，看出日本社会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的阶层分化，以及社会整体风气的变迁。

　　除工作职业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外，地域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也是日本社会问题的痼疾。

　　首先是就业机会的严重分化。1980 年东京失业率为 2.7%，关西地区的失业率为 2.9%，差异并不明显。然而到了 2000 年，尽管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都有所上升，但东京的失业率保持在 5% 以下，为 4.8%；关西地区的失业率则上升至 5.8%。地域间就业不平衡的现象较泡沫经济前明显恶化。

　　其次是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在经历了经济泡沫的破裂后，各个地区的收入恢复速度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仍以东京和关西地区为例，1990 年东京人均年收入为 414 万日元，2000 年为 432 万日元，10 年间增长 4.3%，基本回到了泡沫经济期的收入水平，并实现了小幅增长；关西地区人均年收入 1990 年为 305 万日元，2000 年为 303 万日元，在经历了 10 年的修复期后，人均年收入不仅没有恢复，反倒负增长 0.7%。地域差异使得选择在不同地区就业的劳动者收入高度分化，最终演变为家庭财富的分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最后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层。从传统基建项目数量来看，进入 2000 年后，关东地区 2001 年基建项目数量负增长 4.7%，中部地区负增长 7%，九州地区负增长 6.9%。至 2004 年，情况则进一步发生变化，关东地区基建项目数量同比增长转正，为 0.7%；中部和九州地区仍然保持了负增长，分别下降 6.5% 和 10%。日本全国性的基建投资收缩，固然和小泉内阁的政策导向有关，但地域间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导致了日本社会的阶层分化更加严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中，财政支出是缓解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手段。公共资源的分布不均，将使得获得公共投资少的地区的民众收入更低，区域经济发展落后于获得更多公共投资的地方。

　　（3）日本社会的代际 K 型分化也是增加社会不公平性的来源。学术界通常认为，如果子女和父母的职业相关度越低，那么这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就越大，也越容易激发人们奋斗的力量；反之，如果子女和父母的职业相关度越高，就意味着职业的家庭传承性越大，社会阶层越固化且高度分化，人们越容易丧失奋斗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前，社会阶层流动性长期保持较高的水平，底层民众的子女成为白领的可能性较高，白领阶层的子女阶层滑落，成为蓝领阶层的可能性也同样不低。根据日本

占比为 17.6%，两者合计为 64.8%，与男性的情况相似。但从具体结构看，女性失业群体更多的是短期的摩擦性失业，长期的失业率相比男性而言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