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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elor | EX-PLCTer | ADBC | Sichuan | Street D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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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烫知识：
1.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http://www.ntsc.cas.cn/ ）官网显示北京时间用的接口，来自于苏宁商城秒杀（对，你没听错）时的时间同步接口： http://quan.suning.com/getSysTime.do
2. 苏宁显然是知道这件事的，因此这个时间接口带了 Referer 校验，自测时记得带上授时中心的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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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宁显然是知道这件事的，因此这个时间接口带了 Referer 校验，自测时记得带上授时中心的网址。
整顿职场后，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了
事情在几天后终于明朗。所谓的“犯罪不良”记录其实是她跟前公司的劳动纠纷。几个月前，她被上家公司以表现不佳为由辞退并拒付赔偿金，她通过劳动仲裁才拿到了两个月工资补偿。
邹玉说，这段经历她并非有意隐瞒，她认为跟当前的工作内容无关，而且面试过程中也没有被问及。但就在仲裁记录被核实后不久，人事部门的同事正式发来辞退通知，“有过劳动仲裁记录的，公司有规定都不能要。”
邹玉从没想过那段经历会成为找工作的绊脚石。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或存在道德瑕疵、而是因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被否定，这让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求职者感到委屈又无可奈何。
制造行业的珂珂也遇到了一样的难题。今年8月，她正在进行新工作洽谈的最后环节，几轮面试和体检都已经通过，offer也发到了邮箱，只剩最后的背景调查——这个环节由用人企业委托的第三方背调公司进行，没多久她就接到背调公司打来的电话，“你名下是不是有个诉讼？”当时珂珂和前司的劳动纠纷刚进行完一审。那家公司拖欠她两个月工资未发，后来又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裁员，并以经营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无奈之下，珂珂联合被裁的30多位员工发起了集体诉讼。
那通电话之后，珂珂才隐约意识到，仲裁可能对自己的新工作有影响，她主动联络了HR告知。当时对方只是告诉她需要“内部报备一下”，但两天后，她便被通知offer撤销。
毫不夸张地说，劳动仲裁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求职“污点”，对一些求职者来说，它更像甩不掉的职场“案底”，伴随的影响可能是漫长且未知的。小七也是在一次背景调查后丢了眼看就要到手的offer，对方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四年前的一份仲裁记录，那次劳动纠纷发生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也是因为欠薪。她觉得又惊讶又可笑，“不是他说，我都完全忘了这件事。”
作为仲裁的胜诉方，她把当年劳动纠纷的仲裁书、聊天记录、赔偿的转账记录通通找了出来，想跟HR解释原委，遗憾的是，它们没能帮她扭转结局。
红灯，这是背调机构给用人企业的一种风险警示，当针对候选人的调查内容以报告形式呈现给用人企业，其中绿、蓝、黄、红四种警示灯将被用来判定个人资料的真实程度，绿色表示无异常，蓝色轻微异常，黄色中度异常，红色严重异常。
职场对有仲裁记录的员工容忍度极低，在陈安所在的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具体来说，陈安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核查候选人资料，有两种常用的渠道，一方面调查员会通过访谈相关证明人，来核实候选人的工作履历和工作表现；另一种被称为客观数据验证，核实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职业资格证书，排查他们是否有诉讼、网贷等风险——这部分内容背调公司通常交给合作的数据商，如果劳动纠纷从仲裁庭走到法院程序，进入民事诉讼的范畴时，只需要输入候选人的一串身份证号码，就能从数据库中查到。两种调查方式互为补充，即便是通过庭前调解化解的劳动纠纷，也很难逃过调查员的追踪。只要仲裁过的候选人，陈安“一律打红灯。”当然他也指出，背调公司只做警示，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企业方。
用卫盈盈的话说，这个举动的目的主要是筛掉“瞎搞事情”的员工。卫盈盈的公司实行全员背调，来来往往的背调档案里，她经常注意到一些存在连续仲裁记录的求职者。另外，“员工自己想离职，却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逼公司去把自己裁掉拿到这笔钱”，在卫盈盈的公司也不少见。因此，只有企业认定的合理仲裁诉求，例如讨要欠薪而维权，他们才会特批录用。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标准，同样是互联网公司的HR张益全介绍了他们公司常采用的两种策略，如果查询到过往的仲裁记录——职级高的员工一律不予录用；基层员工的录用标准相对宽容，人事部门会和用人的业务部门沟通，隐性的劳动风险能不能接受？还要不要录用？“说白了就是这个员工是不是足够优秀，不然为什么要为他走特批程序？”
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时，林玲所在的公司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招录标准。“除了拖欠工资达到数月，其他仲裁原因被采纳的都不多”，林玲说，“而且如果只是晚发了一两个月就仲裁公司，（候选人）肯定不会被考虑，被拖欠了半年左右的话，基本没问题”。另一类常见的仲裁原因，“讨要加班工资”也会被他们视为敏感，“除非我们自己公司对加班工资有很严格的把控，不然也会担心以后被员工用同样的理由仲裁”。
尽管评估细则上有所不同，但大部分HR的顾虑都是相似的，即为企业避险。张益全在人事领域从业十余年，曾供职于不同规模的公司，在他看来，不管是小型企业、还是体系完备的上市公司，都很难做到完全合规，遇到纠纷时，企业更倾向跟员工用沟通协商的方式解决，诉诸法律对公司的形象和利益都有损害。因此，有“前科”的员工往往意味着一种潜在风险。
公司对员工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背调越来越下沉和全员化，这是背调员陈安近年来的强烈感受。以前入职背调都是针对高管，现在很多小型公司的普通岗位，包括快递小哥、外卖员和滴滴司机等也需要背调。前不久他妻子刚生产完，他们请了一位住家月嫂，家政公司也把一份月嫂的背调报告摆在了他们夫妻俩面前。当前的就业环境也加剧了这种趋势。
多位HR提到，近年来随着就业环境越来越内卷，人才大量过剩，当一个岗位的候选人数众多，HR直接用有无仲裁记录为标准筛掉一批人，“很节省时间”。
找工作被歧视后，小七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社交平台，引来很多相似经历的人的讨论。评论区里，她当年的仲裁决定也被网友戏称为“正义的回旋镖”，“迟早被砸中”。过去的决定无法改变，如果相似的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小七说她大概率没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了，“尽量规避（仲裁）吧”。
实务中更可能出现的是劳动者吃哑巴亏的情况，因为企业通常在背调后才会发放offer，拒绝求职者时可能也不会正式告知理由。入职后以仲裁记录本身为由解除的，如果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有类似诚信规定，套用公司规章制度违反诚信原则来解约，员工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也不高。取证难、代价高，大部分遭歧视的求职者几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维权。
在微信上收到正式被辞退的信息时，邹玉很久都没说话，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公司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后来她得到了两天的工资作为赔偿，拿到的证明书上写着她“自愿离职”。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背调机构获取信息的方式并非通过官方的公开渠道。背调员陈安透露，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背调公司都有专门合作的数据商，即便公开的查询渠道有些会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甚至当事人成功申请了不公开的仲裁案件，数据商们也能精准获取个人的诉讼信息。
颇具戏剧化的转折也发生在HR林玲身上。因为和公司产生了一些纠纷，林玲说自己被公司逼迫自行离职，并遭到“背调”威胁，“人事圈就这么大，到时候别人（背调）问就一句话的事”。“见识了无良企业恶心人的程度，我那些因为劳动仲裁记录不想用人的理论一瞬间破碎了。”林玲说。和公司僵持了一段时间，因为缺乏公司违法辞退的证据，也担心仲裁留下“污点”，她最终妥协自行离职。
日后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多从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那段经历后林玲给自己的告诫。至于现在，她和几位“污点”求职者一样，更紧迫的任务都是，找到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4JFCKhyfJAvY2alaceME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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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玉说，这段经历她并非有意隐瞒，她认为跟当前的工作内容无关，而且面试过程中也没有被问及。但就在仲裁记录被核实后不久，人事部门的同事正式发来辞退通知，“有过劳动仲裁记录的，公司有规定都不能要。”
邹玉从没想过那段经历会成为找工作的绊脚石。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或存在道德瑕疵、而是因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被否定，这让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求职者感到委屈又无可奈何。
制造行业的珂珂也遇到了一样的难题。今年8月，她正在进行新工作洽谈的最后环节，几轮面试和体检都已经通过，offer也发到了邮箱，只剩最后的背景调查——这个环节由用人企业委托的第三方背调公司进行，没多久她就接到背调公司打来的电话，“你名下是不是有个诉讼？”当时珂珂和前司的劳动纠纷刚进行完一审。那家公司拖欠她两个月工资未发，后来又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裁员，并以经营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无奈之下，珂珂联合被裁的30多位员工发起了集体诉讼。
那通电话之后，珂珂才隐约意识到，仲裁可能对自己的新工作有影响，她主动联络了HR告知。当时对方只是告诉她需要“内部报备一下”，但两天后，她便被通知offer撤销。
毫不夸张地说，劳动仲裁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求职“污点”，对一些求职者来说，它更像甩不掉的职场“案底”，伴随的影响可能是漫长且未知的。小七也是在一次背景调查后丢了眼看就要到手的offer，对方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四年前的一份仲裁记录，那次劳动纠纷发生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也是因为欠薪。她觉得又惊讶又可笑，“不是他说，我都完全忘了这件事。”
作为仲裁的胜诉方，她把当年劳动纠纷的仲裁书、聊天记录、赔偿的转账记录通通找了出来，想跟HR解释原委，遗憾的是，它们没能帮她扭转结局。
红灯，这是背调机构给用人企业的一种风险警示，当针对候选人的调查内容以报告形式呈现给用人企业，其中绿、蓝、黄、红四种警示灯将被用来判定个人资料的真实程度，绿色表示无异常，蓝色轻微异常，黄色中度异常，红色严重异常。
职场对有仲裁记录的员工容忍度极低，在陈安所在的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具体来说，陈安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核查候选人资料，有两种常用的渠道，一方面调查员会通过访谈相关证明人，来核实候选人的工作履历和工作表现；另一种被称为客观数据验证，核实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职业资格证书，排查他们是否有诉讼、网贷等风险——这部分内容背调公司通常交给合作的数据商，如果劳动纠纷从仲裁庭走到法院程序，进入民事诉讼的范畴时，只需要输入候选人的一串身份证号码，就能从数据库中查到。两种调查方式互为补充，即便是通过庭前调解化解的劳动纠纷，也很难逃过调查员的追踪。只要仲裁过的候选人，陈安“一律打红灯。”当然他也指出，背调公司只做警示，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企业方。
用卫盈盈的话说，这个举动的目的主要是筛掉“瞎搞事情”的员工。卫盈盈的公司实行全员背调，来来往往的背调档案里，她经常注意到一些存在连续仲裁记录的求职者。另外，“员工自己想离职，却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逼公司去把自己裁掉拿到这笔钱”，在卫盈盈的公司也不少见。因此，只有企业认定的合理仲裁诉求，例如讨要欠薪而维权，他们才会特批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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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时，林玲所在的公司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招录标准。“除了拖欠工资达到数月，其他仲裁原因被采纳的都不多”，林玲说，“而且如果只是晚发了一两个月就仲裁公司，（候选人）肯定不会被考虑，被拖欠了半年左右的话，基本没问题”。另一类常见的仲裁原因，“讨要加班工资”也会被他们视为敏感，“除非我们自己公司对加班工资有很严格的把控，不然也会担心以后被员工用同样的理由仲裁”。
尽管评估细则上有所不同，但大部分HR的顾虑都是相似的，即为企业避险。张益全在人事领域从业十余年，曾供职于不同规模的公司，在他看来，不管是小型企业、还是体系完备的上市公司，都很难做到完全合规，遇到纠纷时，企业更倾向跟员工用沟通协商的方式解决，诉诸法律对公司的形象和利益都有损害。因此，有“前科”的员工往往意味着一种潜在风险。
公司对员工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背调越来越下沉和全员化，这是背调员陈安近年来的强烈感受。以前入职背调都是针对高管，现在很多小型公司的普通岗位，包括快递小哥、外卖员和滴滴司机等也需要背调。前不久他妻子刚生产完，他们请了一位住家月嫂，家政公司也把一份月嫂的背调报告摆在了他们夫妻俩面前。当前的就业环境也加剧了这种趋势。
多位HR提到，近年来随着就业环境越来越内卷，人才大量过剩，当一个岗位的候选人数众多，HR直接用有无仲裁记录为标准筛掉一批人，“很节省时间”。
找工作被歧视后，小七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社交平台，引来很多相似经历的人的讨论。评论区里，她当年的仲裁决定也被网友戏称为“正义的回旋镖”，“迟早被砸中”。过去的决定无法改变，如果相似的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小七说她大概率没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了，“尽量规避（仲裁）吧”。
实务中更可能出现的是劳动者吃哑巴亏的情况，因为企业通常在背调后才会发放offer，拒绝求职者时可能也不会正式告知理由。入职后以仲裁记录本身为由解除的，如果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有类似诚信规定，套用公司规章制度违反诚信原则来解约，员工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也不高。取证难、代价高，大部分遭歧视的求职者几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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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背调机构获取信息的方式并非通过官方的公开渠道。背调员陈安透露，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背调公司都有专门合作的数据商，即便公开的查询渠道有些会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甚至当事人成功申请了不公开的仲裁案件，数据商们也能精准获取个人的诉讼信息。
颇具戏剧化的转折也发生在HR林玲身上。因为和公司产生了一些纠纷，林玲说自己被公司逼迫自行离职，并遭到“背调”威胁，“人事圈就这么大，到时候别人（背调）问就一句话的事”。“见识了无良企业恶心人的程度，我那些因为劳动仲裁记录不想用人的理论一瞬间破碎了。”林玲说。和公司僵持了一段时间，因为缺乏公司违法辞退的证据，也担心仲裁留下“污点”，她最终妥协自行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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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曾喜欢过冬天 晚上出门，起电单车，很冷。冻得有些发抖。下车，我第一时间和珍发了消息。 我说，居然在四川感受到了哈尔滨的温度。 哈尔滨的夏天很热，但哈尔滨夏天的傍晚和夜里很冷。 我敲完最后一个字，觉得降温猛烈，才意识到：秋天，可能真的来了。 珍很快回了消息。 “毕竟秋分了。” 秋天是我最没有感觉的一个季节。位于最后。 现在的我，喜欢夏冬春秋。而以前的我，喜欢冬春秋夏。 以前小，喜欢雪花。南方孩子很难看到雪，总是兴奋得想大喊出来。爱屋及乌喜欢上冬天。现在想想…
母亲的回头 等车。 我说，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都等，空耗两个人的时间。母亲不肯。 司机迟到了十多分钟。这过程中，母亲很焦急。 我上了车。 母亲敲了敲司机的车窗。司机将窗摇下来，听见她问收不收现金。司机点点头，我旋即看见母亲将车费递进来。 她在窗外朝我挥手，然后往回走。 我将书包放好，将电脑放在一边，忽然想看看她。 回头。 我看见母亲一直在小步往前走，但头却一直在往回看。似是看见我透过后车窗看向她，她迟疑地停滞了一两步。 一片闹市之中，她差点撞到人。 她笑着说了…
第 820 次风洞试验 幼时的我不理解 狂风，拼命反抗。 人们总是眉头紧锁。 风，有时会骤然消失。 人们窃窃私语。 我的成长极为艰难。 孩子不许玩地面上的山。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天空总是黑黑的。 书上说， 我们总有母亲，总有父亲，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我后来知道 地面上的山，是假山， 风，是电力的风， 我的天空在地面之下， 而父母亲，是人们的手。 人们紧缩的眉头， 是因为我的反抗。 第 820…
忆秦娥 惊蝉后，清风旧友倾冠蔻。倾冠蔻，风流意气，纵歌佳酒。 岁夕年瞬几多愁，桑田沧海知心走。知心走，旧时杯盏，只余铜锈。 南国微雪 Miyuki 2024 年 10 月 10 日 #文章 #诗词 #古典 #情感 #感触 #静默思念
在你的面前失语 你在旧世界里微笑， 天上的云闪闪发亮，像是 你手上的香草冰淇凌。 梦境，放过我的睡眠。 机票，载着我飞往你的国度。 旧世界不欢迎游客 欢迎 无与伦比的思念。 我终于找到了你 在我和你的世界里找到了你。 我看着你的眼睛 情难自已。 “怎么了？”你问。 溃不成军。 有人跌跌撞撞地拥抱你。 而有人， 看到这一副画面 吃着手上的香草冰淇凌。 南国微雪 Miyuki 2024 年 10 月 11…
小时候的萤火虫 前阵子，住处突然飞进来一只萤火虫。尾灯一闪一闪，光芒微弱。与明亮的灯光相比，那光芒似乎如蚍蜉撼树，毫不起眼。 我本想捉出去，但犹豫了一两瞬，放弃了。 它飞到我放衣服的箱子上，我蹲下来，静静地看着它。 小时候没有仔细地看过萤火虫，它们只在晚上才出现。现在看到它，像是看到了小时候。 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修新房。农村，穷。厨房修在楼梯下面。每次二楼的祖父和祖母扫楼梯，家里的碗筷都要重新洗一遍。 老家修在高处，家门外面就是公路，阳台背后就是山脚下面的菜园。 四川，多山。…
小时候的萤火虫
前阵子，住处突然飞进来一只萤火虫。尾灯一闪一闪，光芒微弱。与明亮的灯光相比，那光芒似乎如蚍蜉撼树，毫不起眼。
我本想捉出去，但犹豫了一两瞬，放弃了。
它飞到我放衣服的箱子上，我蹲下来，静静地看着它。
小时候没有仔细地看过萤火虫，它们只在晚上才出现。现在看到它，像是看到了小时候。
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修新房。农村，穷。厨房修在楼梯下面。每次二楼的祖父和祖母扫楼梯，家里的碗筷都要重新洗一遍。
老家修在高处，家门外面就是公路，阳台背后就是山脚下面的菜园。
四川，多山。
时间再往前，山脚附近还有一条河，河边很冷。下雨时还能听到怒涛声。
后来，那条河被镇上的矿场挖垮了河床。从此就再没了水。家里的粮食，也从插秧自种，变成了买米。
那时我非常幼小，只模糊记得许多大人挽着裤脚，一脚水一脚泥地沿着准绳弯腰。每踩一脚，田里的水就漾一圈，阴天，水面全白。
我很好奇，大人却不准我下水。
临近夜里，我们有时出去散步。那时候萤火虫已经出现了，不很显眼，要细看。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夏夜，我们搬个板凳在庭院里乘凉。
父亲那时还没戒烟，黑黢黢的夜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红色光点，以及——环绕在路边的无数绿色光点。
大自然的美，总会在人的心里留下弥足深刻的印象。
车辆驶过时，那些绿色光点会一阵摇摆，但只是一些。很多光点都已经藏到了路边的玉米丛中。
然后，当一切再度陷入黑暗，它们又会出现。
我没有尝试过捉那些绿色光点。因为捉不到。
要捉住萤火虫，就要去玉米丛中，飞在路边的落单萤火虫很少。
我讨厌玉米丛。太痒。而且那时候的我太矮，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它们飞在空中。那个高度，对我来说已经是高空了。
那时候很多个夜里，都能看到它们。
司空见惯。
后面我就对它们不再感兴趣了。兴趣转移到了按键机和小霸王上的游戏。
那时候的我，以为它们是随处可见的动物，是再正常不过的风景。
那时候的我，不知道它们对于水源有着极高的要求。
现在的新家在一片楼房中间。有时候也会回老家看看，一公里不到。
回老家的路，晚上没有灯，只有村委会的标语，红红地映在路上。
萤火虫们早已经不见了。
萤火虫们经常出现的那段岁月，离幼时的我突发奇想去种枇杷树，还有许多个春秋。
幼时的我拿着小点锄，漫山遍野跑，种下了 15 颗枇杷种子，然后用脚踩实。回家后，母亲笑我，那些枇杷应该都种不活。踩得太实，没有空气，水也很难渗进去。
母亲说得没错。最后只活了一株。
那株枇杷树意外地幸存下来，只是因为幼时的我，嫌弃那块地有太多石头，太难挖，最后半放弃了，没有管它。
那棵枇杷树，就在家门对面，公路另一岸，不到十米，母亲种菜葱的地方。
那株枇杷树，就在萤火虫经常出没的地方。
而现在，那株枇杷树，已经被货车撞掉了半边枝桠，再不结枇杷了。
南国微雪 Miyuki
2024 年 10 月 12 日
#吐槽 #文章 #琐碎日常 #情感 #感触 #静默思念 #奇思妙想
前阵子，住处突然飞进来一只萤火虫。尾灯一闪一闪，光芒微弱。与明亮的灯光相比，那光芒似乎如蚍蜉撼树，毫不起眼。
我本想捉出去，但犹豫了一两瞬，放弃了。
它飞到我放衣服的箱子上，我蹲下来，静静地看着它。
小时候没有仔细地看过萤火虫，它们只在晚上才出现。现在看到它，像是看到了小时候。
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修新房。农村，穷。厨房修在楼梯下面。每次二楼的祖父和祖母扫楼梯，家里的碗筷都要重新洗一遍。
老家修在高处，家门外面就是公路，阳台背后就是山脚下面的菜园。
四川，多山。
时间再往前，山脚附近还有一条河，河边很冷。下雨时还能听到怒涛声。
后来，那条河被镇上的矿场挖垮了河床。从此就再没了水。家里的粮食，也从插秧自种，变成了买米。
那时我非常幼小，只模糊记得许多大人挽着裤脚，一脚水一脚泥地沿着准绳弯腰。每踩一脚，田里的水就漾一圈，阴天，水面全白。
我很好奇，大人却不准我下水。
临近夜里，我们有时出去散步。那时候萤火虫已经出现了，不很显眼，要细看。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夏夜，我们搬个板凳在庭院里乘凉。
父亲那时还没戒烟，黑黢黢的夜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红色光点，以及——环绕在路边的无数绿色光点。
大自然的美，总会在人的心里留下弥足深刻的印象。
车辆驶过时，那些绿色光点会一阵摇摆，但只是一些。很多光点都已经藏到了路边的玉米丛中。
然后，当一切再度陷入黑暗，它们又会出现。
我没有尝试过捉那些绿色光点。因为捉不到。
要捉住萤火虫，就要去玉米丛中，飞在路边的落单萤火虫很少。
我讨厌玉米丛。太痒。而且那时候的我太矮，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它们飞在空中。那个高度，对我来说已经是高空了。
那时候很多个夜里，都能看到它们。
司空见惯。
后面我就对它们不再感兴趣了。兴趣转移到了按键机和小霸王上的游戏。
那时候的我，以为它们是随处可见的动物，是再正常不过的风景。
那时候的我，不知道它们对于水源有着极高的要求。
现在的新家在一片楼房中间。有时候也会回老家看看，一公里不到。
回老家的路，晚上没有灯，只有村委会的标语，红红地映在路上。
萤火虫们早已经不见了。
萤火虫们经常出现的那段岁月，离幼时的我突发奇想去种枇杷树，还有许多个春秋。
幼时的我拿着小点锄，漫山遍野跑，种下了 15 颗枇杷种子，然后用脚踩实。回家后，母亲笑我，那些枇杷应该都种不活。踩得太实，没有空气，水也很难渗进去。
母亲说得没错。最后只活了一株。
那株枇杷树意外地幸存下来，只是因为幼时的我，嫌弃那块地有太多石头，太难挖，最后半放弃了，没有管它。
那棵枇杷树，就在家门对面，公路另一岸，不到十米，母亲种菜葱的地方。
那株枇杷树，就在萤火虫经常出没的地方。
而现在，那株枇杷树，已经被货车撞掉了半边枝桠，再不结枇杷了。
南国微雪 Miyuki
2024 年 10 月 12 日
#吐槽 #文章 #琐碎日常 #情感 #感触 #静默思念 #奇思妙想
看一次笑一次。
# 爱无葬身之地
*刘瑜*
我爸我妈有个毛病，就是爱操心。我和我哥也有一个毛病，就是不爱被操心。由于这两个毛病是相互矛盾的，可想而知我和我哥成长的过程是多么鸡飞蛋打。小时候我以为父母对我们不放心，信不过，什么事情都要来“掺和”，是因为我们年纪小，做不好事情。后来渐渐明白，这种“掺和”的毛病，跟我们的年龄无关，跟我们的水平也无关，就是他们的个性而已。
我哥都 30 多了，自己都是爸了，如果他一不小心理了一个平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爸我妈会像挽救失足青年一样，跟在他背后，语重心长地、反反复复地、苦口婆心地论证为什么他不适合理平头、他理平头怎么不好看、他的脸型和头型的“国情”怎么样、这种“国情”又如何决定了他发型的有效选择范围。
从厨房讲到客厅，从卧室讲到书房，从院子里讲到大街上，直到我哥痛改前非，和平头一刀两断，诚惶诚恐地蓄长头发，老老实实地回到三七开的队伍当中。多年以后，我爸我妈还会在一个秋日的下午动情地回忆道：当年刘瑜她哥竟然做出剪平头这种事情，好在我们当时——
同理，如果我一不小心自己买了一件衣服，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我妈早上会说：不是我说你啊，你买衣服的眼光实在不行。中午会说：千万不要再穿这件衣服了，真的是太土了。晚上会说：明天你不会再穿这件衣服了吧？第二天会说：那件衣服收好了吗？拿去送给那个谁谁谁吧。第五天会说：那个衣服，千万不要带回美国去啊。
如果我试图用“你有你的审美眼光，我有我的审美眼光”来说服她时，她会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断定：“审美眼光上，你还想跟我比？”经过我近 30 年的不断起义反抗，她终于把讲这些话的语气降低了两个八度，也就是从“命令”改为“劝说”，但这已经是她的底线了。让她对我在购衣眼光上的日渐堕落不闻不问，她，一个义不容情的母亲，做不到。于是，在她不断地“旁敲侧击”下，我会垂头丧气地脱下那件衣服，把它放到衣橱的角落去。
这只是两个小小的例子。事实上这两个例子只是一颗大树的一个大枝杈上的一个小枝杈上的两片叶子。至于其他的枝叶，大到婚姻、家庭、事业，小到我侄子午饭吃什么、我什么时候去学开车、我哥今天有没有给那个谁谁谁打电话，我晚上搽脸有没有用足护肤霜，自然都是沐浴在我爸我妈的阳光雨露当中。当然，我和我哥不是没有产生“反抗”的情绪，但大多时候，我们还是决定息事宁人，顺从他们。
这个决定实在是局势使然，事实上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从，或者不从。从，我们固然会由于生活受到别人支配而不开心，但是他们却会因为“掺和”成功而开心。反过来，如果不从，他们当然会因为“掺和”失败而不开心，而我们则会因为惹父母不开心而不开心。这样算起来，从，会有两个人不开心，不从，则会有四个人不开心。孰好孰坏，一目了然。
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我和我哥的个性受到严重影响。多年以来，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无孔不至的“照顾”，说白了，就是基于一个认识：你们不行。你们买衣服的眼光不行、你们和人相处的方式不行，你们审美的眼光不行，你们做事的能力不行，你们交朋友的能力不行，你们讲话的水平不行，你们气质不行，你们身体不行，你们头脑不行也许比起别人，你们还行，但是比起我们，你们还是不行。因为你们不行，所以我们才“掺和”。
一个人经常处于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当中，个性和心理受到的影响不难预计：要么他会变得很紧张，为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受到的评判或“潜在评判”而诚惶诚恐，这种紧张会使一个人真的变得“不行”；要么他会因为自己的“行”得不到承认而变得愤怒、压抑、暴躁。事实是，这两种后果，在我和我哥身上都得到了反映。
就我自己来说，只要一和父母在一起，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和平日在朋友圈子里那个活泼开朗、机智幽默、爱说爱笑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一见到父母，我的心理机制，就像一个遇到强光立刻关闭贝壳的壳类动物一样，自动把自己调试到一种很白痴、很蔫、很封闭的状态。什么都不想，几乎什么也不说，就等着爸妈安排我吃什么、穿什么、上哪、干嘛。
仔细想来，沉默和无为，成了我逃避“被评判”、“被贬低”的方式，成了我向他们打出的白旗。如果我“随心所欲”的说话、打扮、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后果就会是无休无止的争吵、两败俱伤。个性，我所欲也；和睦，亦我所欲也，个性与和睦不可兼得，取和睦而舍个性也。
当然好在我并不总是和父母在一起，事实上我一年到头也和父母一起呆不了多久，所以那个活泼开朗的我还能够死里逃生。但就是这样，我仍然能感到他们“看不见的手”在左右我的生活，在不断地在我心中培育一种自责、自卑、自我唾弃的情绪。
固然，山高皇帝远，衣食住行方面，他们是插不上手了。但是他们的眼睛，已经镶嵌到了我生活的当中，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我去美国，它们也去美国，我上北京，它们也上北京。你怎么读了 20 年书还在读啊？它们幽怨地问。你怎么 29 了还没有结婚啊？它们幽怨地问。人家都发家致富了你怎么把机会都给耽误了？它们还是幽怨地问。
当然，这不是说父母不爱我们，或者我们不爱父母。事实上，我们家的这些麻烦，全是“爱”给惹的祸――如果我们把那种千缠百绕的责任、义务、权力、感情统称为爱的话。如果他们不爱我们，大约也不会这么无孔不入地“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如果我们不爱他们，也不会在乎他们满不满意、开不开心。中国人管这种强人所难的“给予”和自我折磨的“报答”叫做“爱”，已经叫了几千年了，我又怎么能逃出这个“文化”的掌心？
比如今天早上，我从石家庄坐火车到北京。去火车站的路上，无意中向妈妈透露自己的手机钱花完了，新的充值卡还没来得及买。
“那怎么办？”妈妈说。
“没事，我到北京以后在街上买一个，火车站附近肯定就有”。我说。
在一般的家庭里，这场对话应该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我们家，不是这样。我妈太“爱”我了，她必须帮我解决问题。
她首先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的手机没钱了，表达了一下焦虑，“她手机没钱了，现在要赶火车，又来不及买，要不我代她买，但是她那个神州行的卡，不知道能不能用其他手机代充。”
其间我插话：“妈，你不用管了，我到北京以后自己去买，路上一共不才三个小时。”
她给我爸打完电话，又给我哥打电话，问：“她那个手机，在这边能不能买着卡啊？她是北京的手机，是不是非得去北京买卡？我待会儿买了卡，远程帮她充，行不行？要不你帮她充一下？啊？不知道？那给你打电话不是白打了？”
期间我又插话：“妈，你不要管了，我到了北京立刻去买卡。”
过了一会儿，路上远远看见一个“中国移动”的牌子，她便提议现在去买，说让我去搭另一辆车，她现在去买，然后“待会儿在火车站会合”。
我不耐烦起来：“现在火车都要赶不上了，我待会儿上哪找你去？你不要管了，我到北京以后自己去买！”
然后到了火车站，妈妈在站门口走了，我在火车上等开车。不一会儿，妈妈打来一个电话：“我买到一张卡了，你拨这个号啊，xxxxxxxxxxxxx。”
“妈你就别管了，我自己去买不行啊？！”
“我都买了，你还不记！”
周围很吵，我手里又没有纸笔，听都听不清她说什么，更不要说记下那个长长的号码。喂来喂去了老半天，借了纸笔，你报一遍，我报一遍，你再报一遍，我再报一遍，终于在忙乱之中记下了那个号码。
充了一百块钱，还了人家纸笔，终于松一口气。这事终于完了。
过了两分钟，妈妈又打来一个电话：“刚才的，是做一个实验，我一共买了三张卡，现在你再记这个数啊，xxxxxxxxxxxx”
我忍无可忍，提高了音调：“妈你别忙乎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她挂了电话。
于是我听见她在挂掉的手机那头嘀嘀咕咕：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好歹！给她买卡，她还唧唧歪歪！我这样的妈妈，哪里找去？不懂事的丫头！！固然，她不在我身边，但是我还是听见了她说的这些话。
于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心情恶劣――为自己冲着妈妈的那一吼。是的，她是对的，她不过是想为我做一点事，结果我却不知好歹朝她嚷嚷。我郁闷地坐在火车上，反思自己的态度，胸中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其中 1/2 是内疚，为自己的“不懂事”、粗鲁、“身在福中不知福”；另外 1/2 是愤怒，对她的愤怒，为她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放置到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唾弃的情绪当中而愤怒。事实再一次证明，对父母的“掺和”，采取不从的态度，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死路一条。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这个案例，会发现我惨败在我妈手下，主要是因为她用了两个招式：一是“强迫给予法”――就算她给予的不是你需要的，就算她给予的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她毕竟是出于爱而在无私给予；二是“愧疚激将法”――由于她所给予的，往往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你必然会采取一种推推搡搡的态度，在推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力过猛的情况，用力过猛，对她造成伤害，你只好感到愧疚。
这些事情，不禁让我想到，爱这个东西，在技术上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它就像开车或者烹饪一样，需要小心的学习。人们习惯于歌颂爱，赞美爱，仿佛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爱，事情就好办了。
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恰恰是“爱”引起的。“爱”这种情绪，一旦横冲直撞起来，一意孤行起来，结果往往是鸡犬不宁。
事实是，“爱”这种情感，和“恨”、“悲伤”、“嫉妒”、“愤怒”一样危险，需要小心地输导，合理地表达。
事实是，爱不仅仅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方式的问题。
人类太“爱”上帝或者真主了，政府太“爱”社会了，家长太“爱”孩子了，几千年来，爱出了多少麻烦，简直不用我举例子。我不得不承认，我常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私下里，多少次，我暗暗希望父母不那么“爱”我，能在兢兢业业地爱我的同时，打个盹，偷个懒，走点神，这样我可以趁着这会儿功夫，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自由地奔跑。
#每日一文
*刘瑜*
我爸我妈有个毛病，就是爱操心。我和我哥也有一个毛病，就是不爱被操心。由于这两个毛病是相互矛盾的，可想而知我和我哥成长的过程是多么鸡飞蛋打。小时候我以为父母对我们不放心，信不过，什么事情都要来“掺和”，是因为我们年纪小，做不好事情。后来渐渐明白，这种“掺和”的毛病，跟我们的年龄无关，跟我们的水平也无关，就是他们的个性而已。
我哥都 30 多了，自己都是爸了，如果他一不小心理了一个平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爸我妈会像挽救失足青年一样，跟在他背后，语重心长地、反反复复地、苦口婆心地论证为什么他不适合理平头、他理平头怎么不好看、他的脸型和头型的“国情”怎么样、这种“国情”又如何决定了他发型的有效选择范围。
从厨房讲到客厅，从卧室讲到书房，从院子里讲到大街上，直到我哥痛改前非，和平头一刀两断，诚惶诚恐地蓄长头发，老老实实地回到三七开的队伍当中。多年以后，我爸我妈还会在一个秋日的下午动情地回忆道：当年刘瑜她哥竟然做出剪平头这种事情，好在我们当时——
同理，如果我一不小心自己买了一件衣服，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我妈早上会说：不是我说你啊，你买衣服的眼光实在不行。中午会说：千万不要再穿这件衣服了，真的是太土了。晚上会说：明天你不会再穿这件衣服了吧？第二天会说：那件衣服收好了吗？拿去送给那个谁谁谁吧。第五天会说：那个衣服，千万不要带回美国去啊。
如果我试图用“你有你的审美眼光，我有我的审美眼光”来说服她时，她会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断定：“审美眼光上，你还想跟我比？”经过我近 30 年的不断起义反抗，她终于把讲这些话的语气降低了两个八度，也就是从“命令”改为“劝说”，但这已经是她的底线了。让她对我在购衣眼光上的日渐堕落不闻不问，她，一个义不容情的母亲，做不到。于是，在她不断地“旁敲侧击”下，我会垂头丧气地脱下那件衣服，把它放到衣橱的角落去。
这只是两个小小的例子。事实上这两个例子只是一颗大树的一个大枝杈上的一个小枝杈上的两片叶子。至于其他的枝叶，大到婚姻、家庭、事业，小到我侄子午饭吃什么、我什么时候去学开车、我哥今天有没有给那个谁谁谁打电话，我晚上搽脸有没有用足护肤霜，自然都是沐浴在我爸我妈的阳光雨露当中。当然，我和我哥不是没有产生“反抗”的情绪，但大多时候，我们还是决定息事宁人，顺从他们。
这个决定实在是局势使然，事实上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从，或者不从。从，我们固然会由于生活受到别人支配而不开心，但是他们却会因为“掺和”成功而开心。反过来，如果不从，他们当然会因为“掺和”失败而不开心，而我们则会因为惹父母不开心而不开心。这样算起来，从，会有两个人不开心，不从，则会有四个人不开心。孰好孰坏，一目了然。
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我和我哥的个性受到严重影响。多年以来，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无孔不至的“照顾”，说白了，就是基于一个认识：你们不行。你们买衣服的眼光不行、你们和人相处的方式不行，你们审美的眼光不行，你们做事的能力不行，你们交朋友的能力不行，你们讲话的水平不行，你们气质不行，你们身体不行，你们头脑不行也许比起别人，你们还行，但是比起我们，你们还是不行。因为你们不行，所以我们才“掺和”。
一个人经常处于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当中，个性和心理受到的影响不难预计：要么他会变得很紧张，为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受到的评判或“潜在评判”而诚惶诚恐，这种紧张会使一个人真的变得“不行”；要么他会因为自己的“行”得不到承认而变得愤怒、压抑、暴躁。事实是，这两种后果，在我和我哥身上都得到了反映。
就我自己来说，只要一和父母在一起，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和平日在朋友圈子里那个活泼开朗、机智幽默、爱说爱笑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一见到父母，我的心理机制，就像一个遇到强光立刻关闭贝壳的壳类动物一样，自动把自己调试到一种很白痴、很蔫、很封闭的状态。什么都不想，几乎什么也不说，就等着爸妈安排我吃什么、穿什么、上哪、干嘛。
仔细想来，沉默和无为，成了我逃避“被评判”、“被贬低”的方式，成了我向他们打出的白旗。如果我“随心所欲”的说话、打扮、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后果就会是无休无止的争吵、两败俱伤。个性，我所欲也；和睦，亦我所欲也，个性与和睦不可兼得，取和睦而舍个性也。
当然好在我并不总是和父母在一起，事实上我一年到头也和父母一起呆不了多久，所以那个活泼开朗的我还能够死里逃生。但就是这样，我仍然能感到他们“看不见的手”在左右我的生活，在不断地在我心中培育一种自责、自卑、自我唾弃的情绪。
固然，山高皇帝远，衣食住行方面，他们是插不上手了。但是他们的眼睛，已经镶嵌到了我生活的当中，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我去美国，它们也去美国，我上北京，它们也上北京。你怎么读了 20 年书还在读啊？它们幽怨地问。你怎么 29 了还没有结婚啊？它们幽怨地问。人家都发家致富了你怎么把机会都给耽误了？它们还是幽怨地问。
当然，这不是说父母不爱我们，或者我们不爱父母。事实上，我们家的这些麻烦，全是“爱”给惹的祸――如果我们把那种千缠百绕的责任、义务、权力、感情统称为爱的话。如果他们不爱我们，大约也不会这么无孔不入地“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如果我们不爱他们，也不会在乎他们满不满意、开不开心。中国人管这种强人所难的“给予”和自我折磨的“报答”叫做“爱”，已经叫了几千年了，我又怎么能逃出这个“文化”的掌心？
比如今天早上，我从石家庄坐火车到北京。去火车站的路上，无意中向妈妈透露自己的手机钱花完了，新的充值卡还没来得及买。
“那怎么办？”妈妈说。
“没事，我到北京以后在街上买一个，火车站附近肯定就有”。我说。
在一般的家庭里，这场对话应该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我们家，不是这样。我妈太“爱”我了，她必须帮我解决问题。
她首先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的手机没钱了，表达了一下焦虑，“她手机没钱了，现在要赶火车，又来不及买，要不我代她买，但是她那个神州行的卡，不知道能不能用其他手机代充。”
其间我插话：“妈，你不用管了，我到北京以后自己去买，路上一共不才三个小时。”
她给我爸打完电话，又给我哥打电话，问：“她那个手机，在这边能不能买着卡啊？她是北京的手机，是不是非得去北京买卡？我待会儿买了卡，远程帮她充，行不行？要不你帮她充一下？啊？不知道？那给你打电话不是白打了？”
期间我又插话：“妈，你不要管了，我到了北京立刻去买卡。”
过了一会儿，路上远远看见一个“中国移动”的牌子，她便提议现在去买，说让我去搭另一辆车，她现在去买，然后“待会儿在火车站会合”。
我不耐烦起来：“现在火车都要赶不上了，我待会儿上哪找你去？你不要管了，我到北京以后自己去买！”
然后到了火车站，妈妈在站门口走了，我在火车上等开车。不一会儿，妈妈打来一个电话：“我买到一张卡了，你拨这个号啊，xxxxxxxxxxxxx。”
“妈你就别管了，我自己去买不行啊？！”
“我都买了，你还不记！”
周围很吵，我手里又没有纸笔，听都听不清她说什么，更不要说记下那个长长的号码。喂来喂去了老半天，借了纸笔，你报一遍，我报一遍，你再报一遍，我再报一遍，终于在忙乱之中记下了那个号码。
充了一百块钱，还了人家纸笔，终于松一口气。这事终于完了。
过了两分钟，妈妈又打来一个电话：“刚才的，是做一个实验，我一共买了三张卡，现在你再记这个数啊，xxxxxxxxxxxx”
我忍无可忍，提高了音调：“妈你别忙乎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她挂了电话。
于是我听见她在挂掉的手机那头嘀嘀咕咕：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好歹！给她买卡，她还唧唧歪歪！我这样的妈妈，哪里找去？不懂事的丫头！！固然，她不在我身边，但是我还是听见了她说的这些话。
于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心情恶劣――为自己冲着妈妈的那一吼。是的，她是对的，她不过是想为我做一点事，结果我却不知好歹朝她嚷嚷。我郁闷地坐在火车上，反思自己的态度，胸中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其中 1/2 是内疚，为自己的“不懂事”、粗鲁、“身在福中不知福”；另外 1/2 是愤怒，对她的愤怒，为她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放置到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唾弃的情绪当中而愤怒。事实再一次证明，对父母的“掺和”，采取不从的态度，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死路一条。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这个案例，会发现我惨败在我妈手下，主要是因为她用了两个招式：一是“强迫给予法”――就算她给予的不是你需要的，就算她给予的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她毕竟是出于爱而在无私给予；二是“愧疚激将法”――由于她所给予的，往往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你必然会采取一种推推搡搡的态度，在推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力过猛的情况，用力过猛，对她造成伤害，你只好感到愧疚。
这些事情，不禁让我想到，爱这个东西，在技术上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它就像开车或者烹饪一样，需要小心的学习。人们习惯于歌颂爱，赞美爱，仿佛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爱，事情就好办了。
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恰恰是“爱”引起的。“爱”这种情绪，一旦横冲直撞起来，一意孤行起来，结果往往是鸡犬不宁。
事实是，“爱”这种情感，和“恨”、“悲伤”、“嫉妒”、“愤怒”一样危险，需要小心地输导，合理地表达。
事实是，爱不仅仅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方式的问题。
人类太“爱”上帝或者真主了，政府太“爱”社会了，家长太“爱”孩子了，几千年来，爱出了多少麻烦，简直不用我举例子。我不得不承认，我常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私下里，多少次，我暗暗希望父母不那么“爱”我，能在兢兢业业地爱我的同时，打个盹，偷个懒，走点神，这样我可以趁着这会儿功夫，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自由地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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